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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基因联合创始人汪建:为什么这回我不为深圳唱赞歌?

“没有深圳,华大走不到今天。然而,在深圳经济特区35岁生日之时,我不想再为深圳唱赞歌。”“深圳在过去35年的进程中,已经习惯于追赶,这几乎成为了一种路径依赖。深圳能不能开启一种颠覆、跨越乃至引领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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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田北山道华大基因总部,这是华大基因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汪建提出的一个反问。而事实上,他接着给出了答案:在未来的35年当中,我们深圳能不能换一个思维,换一种玩儿法,我们能不能引领这个世界的发展?我们让深圳人的生命质量进入可控时代,并把它放在第一位。我们先做好这个城市,就有可能做好这个国家,我们就有可能在全球引领发展。


华大基因团队的动力——“自私自利、贪生怕死


或许是因为来到深圳的时间并不算长,抑或是由于基因科学的前沿性,汪建在谈论深圳时,将来时的话题要远远多于过去时。而他的手势和表情,更是丰富无比。时而幽默、时而严谨,时而又会扮一个鬼脸。他甚至提前做好了自己的“墓碑”:生命终点设定在2074年,自信可以活到120岁。至于他和团队的动力,不过来源于“自私自利、贪生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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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董事长的办公室相比,汪建的办公位只能用偏居一隅来形容。或许,在汪建看来,如果把华大比作一个基因,那么汪建也不过是一个染色体而已。他的办公位,同样是对传统模样的颠覆——这是一处极简和富有生命的色彩的办公区:这里不仅装了吊环、而且还有自行车——上下班的代步工具。当然,还有他所喜欢的一些运动器具。汪建最喜欢的还是登山。9月20日和21日,他将和王石一起攀登美国第一峰——雷尼尔。这是纪念美中苏联合登顶珠峰25周年的一个盛大的纪念活动。他正为此做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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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了撒贝宁的《开讲了》之后,汪建老顽童的形象更显鲜活,总是可以用最简单的语言将最前沿的基因技术讲解得通俗易懂。在他身上,对于生命的达观,变成了自己生命的完全绽放和自由表达。事实上,汪建一直如此。正如你不会看到汪建穿正装一样——他总是一身T恤衫的打扮。一个心怀创造的人,给予身体的自由和不拘,这是一个仰望星空的人的生命姿态。一个说法是,比尔盖茨第一次与汪建见面穿了正装,而之后盖茨再见他时再也没有穿过。两个随性的大佬,总是能在服饰上完成欣赏和共振。


“反叛”经营理打造一艘“基因航母”


15年前,凭着对前沿科技的敏锐嗅觉,还在华盛顿大学任教的汪建、于军和从丹麦哥本哈根归国的杨焕明一头撞进了基因科学的殿堂。他们四处凑钱,成立了华大基因,与国内其他科研机构一起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 1%的工作,中国因此拿到了基因测序的“门票”。8年前,因为对发展基因科学近乎顽固的坚持,汪建带着团队来到深圳。带着“好玩”的心态,他完成了像奥运吉祥物熊猫“晶晶”基因测序这样带有人文情怀的科研成果。正是凭着带点“反叛”的经营理念,汪建带领团队在深圳将华大基因打造成了一艘“基因航母”。


华大基因进驻深圳,可谓一个传奇。汪建对深圳的第一印象并不完美。“1988年8月8号,我记得很清楚,我从深圳到香港去美国留学,住在罗湖的小旅馆,对深圳整体的感觉是,城市虽有活力,但比较凌乱,大家都很匆忙。后来又来过两次,也没特别印象。”转机发生在2007年6月,经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高国辉发掘,深圳市政府一个星期就做出了引进华大基因的决定。这大大出乎汪建意料。因此,落户深圳十分钟便定了下来。深圳,恰恰是可以摆脱体制束缚、避免学术争议的最好去处。


汪建在深组建的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当年便绘制出“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图谱”。2008年,深圳华大基因提出“百人基因组计划”,将基因组图谱扩展到100个黄种人、100个黑种人及100个白种人。计划推出后,获得美国、英国等国科学家的支持与参与,迅速扩展为“千人基因组计划”。


经过8年发展,华大基因实现了在基因领域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跨越。2014年12月,华大基因发布了联合全球20多个国家、80多家机构的200多位科学家共同研究的鸟类基因组系统演化史项目成果,首期成果以专刊方式发表在《科学》及BioMed 系列期刊,共28篇文章。其中,《科学》以专刊形式刊登了8篇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全球顶级的科学杂志来说,这是非常罕见。截至2015年8月3日,华大基因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共发表论文1250余篇,SCI收录1170篇,累计在《Nature》、《Science》、《Cell》等顶尖期刊发表科研论文超过200余篇。在产业化方面,华大基因也是动作频频——


2014年6月30日,国家食药总局(CFDA)批准华大基因两款二代基因测序仪及检测试剂盒应用于“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2013年,华大斥资1.176亿美元收购纳斯达克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简称“CG”),开始自主研发生产基因测序设备。由此建立了一条数据产出、分析和智能应用的创新链,向上游延伸,使我国基因测序核心设备不再受制于人。


今年6月6日,CG推出一款新产品——“超级测序仪”RevolocityTM。它可对人全血、唾液等各种样本进行自动化DNA提取,并将样本进行文库制备、测序和数据分析的无缝连接操作,一年可完成10000个全基因组测序,今后将增至每年30000个。


但是,汪建的雄心远不止于此。


三大纪律,控制好出生缺陷首当其冲


汪建回忆,华大基因刚开始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肩负着国家战略或者国家使命,但结果却遇到很多质疑。那好,我们现在先把家事做好,先从我们自己做好。家事是什么?我的桌子上方有个匾——“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要求每一个华大员工,先把自己身体做好,照顾好。不要跟我谈工作,也不要跟我谈产业,先谈你的身体。这就是华大的三大纪律。


所谓三大纪律,汪建说起来充满激情:第一,控制好出生缺陷。还没有生育的员工,要远离出生缺陷,要控制好出生缺陷。如果华大人要生出一个傻娃娃来,是我当家长的耻辱,华大就对不起员工。第二,我们能不能把中国肿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提高呢?现在中国的肿瘤早期防治,特别是肿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连欧美的一半都不到:2013年中国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是28%,而美国是68%,欧洲和日本是65%。能否把中国的肿瘤生存率再提高20%,在5-10年追上欧美国家呢?我们应该也必须要做到!第三,在华大上班要称体重量测血压。这里,是不允许有“三高”的。你有糖尿病,我就看不起你!人更不应该死于心脑血管病。这三条就叫三大纪律!如果我们能做到,那么接下再看我们的城市能不能做到,我们国家能不能做到。


参考四大城市,不为深圳唱赞歌


对于深圳,汪建直接给出了参照系。他说,我们可以对比、反思四个地方。第一个是旧金山的湾区,IT软件网络的发展,曾经雄踞世界的最前沿四十年,但是别忘了,今天他们的生物科技,生命科学和生命相关产业也在迅速地崛起。一年,有四十个亿的投放;第二个,波士顿128公路。曾经在IT时代,和硅谷并驾齐驱。后来因为投资商业环境以及气候等原因,使它滞后于硅谷的发展。但最近这几年来,波士顿的BT、生命科学和生产发展,它是引领世界的。它的经济总量的投入,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安利,大概有7%的钱给了生命科学。社会资金的投入,他们超过了硅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他们28%的本科生研究生的毕业生就业选择生物相关产业就业,将近三分之一。


这是非常恐怖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接近它;第三个是老牌城市伦敦。伦敦及其周边的高校,生命科学的研究上和生物科学的产业与发展、生物园区的建设上,都是欧洲的首屈一指。深圳与它们对比,还没有到可以摇头晃脑、自以为是的地步。


他说,还有一个参照是以色列。以色列在非军事以外的投入,在RD上面是7%,当中又有60%多投放在生命科学方面。以色列的旱地农业、都市农业、立体农业、新型育种模式已经世界闻名。而它在社区健康管理模式、医学管理模式、它的虚拟的医院模式,同样领先世界。以色列“人民公社”式的社区养老模式、健康模式、农业互助模式,很多值得深圳思考和学习。


汪建认为,生物经济、生命经济,是不可抗拒的科学发展规律,它将注定成为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新的经济模式,成为新的创新和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比起这四个地方,我们还敢说我们深圳是引领世界的创新之都吗?我们深圳能不能策划,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的时间里面,做一些引领全球,造福人类的重大科技突破?而这些研究创新,能不能在深圳医院先行先试,能不能让深圳市民分享成果?能不能让我们在先天下之忧的同时,先天下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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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家事”做好,先让华大基因的5000员工去影响他们身边的5万人,继而影响深圳、中国和世界,就是汪建的心目中的基因工程宏图。


其实即便在汪建在盐田安营扎寨之后,汪建也很清楚自己曾经的处境——华大基因在许多人看来,哪怕是政府官员的眼中——不是疯子,就是“骗子”。确如华大所处的位置,正是基因科学到实用医学的关键节点,但鉴于很多制度制约,令其无法进入医疗行业快速转化。如今,同处于深圳这座城市的人们才更加清楚:汪建之于深圳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可以为人类生命提供某种可能性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在他身上,天然带有人类学的意义以及全球化的价值。而这正因为如此,汪建在深圳众多企业家中,才显得如此与众不同。如果不是他的坚持,在基因领域并不占有先机的深圳乃至中国,断然不会像今天这样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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