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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强势的中国政府碰上了转基因墙

美国知名杂志《纽约客》日前发表文章《中国政府能否扭转民众反对转基因的态度?》,称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巨大的困扰,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一直持谨慎的态度,而即便是像北京这样强力的政府也不能强迫警惕的人们接受转基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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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却只有7%的可耕种面积,这样食品安全问题成了一个巨大的困扰。增加农药和肥料用量的手段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显着提高作物的产量了,而因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恶劣气候条件也使得水稻这样的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变得不稳定。所以,政府开始斥重金研究转基因作物。


去年秋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CCCPC)发表了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前关于农业政策的演讲稿,他强调科学家们应该“大胆地研究和创新,(并且)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最近的五年计划将加强包括农业在内的生物技术列入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中。


近日,我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著名植物遗传学家高彩霞进行了交流。之前,该研究所位于一个陈旧的苏维埃风格建筑中,但是在今年春季,他们研究所得以扩增,并翻新设施,现在他们不仅有乒乓球桌、咖啡厅,还在一楼建设了一个开放性实验室,里面配备了全新的显微镜、离心机和其他的一些实验设备,供给各个实验组公用。高彩霞把我领进一个新的温室,由于温度突然升高,她的眼镜立即蒙上雾气。


在丹麦工作了十年后,高彩霞于2009年回到中国,带领中科院名下的一个基因组编辑研究组。她研究过抗药性水稻和抗旱性谷物。她最新的研究涉及小麦基因组片段的编辑,增强植株对因真菌引起的白粉病的抗敏性。(虽然白粉菌可以被杀菌剂控制,但是杀菌剂有毒,会对农民产生危害。)去年,她的实验组在《Nature Biotechnology》上发表了研究结果,并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高彩霞向我指了指一些红色土罐子,每个里面都长着细长的小麦绿芽,这些土罐子的边缘都缠绕着白色的胶带。她骄傲地说,“这些有标签的都是遗传修饰小麦。”


就像中国的其他植物遗传学家一样,高彩霞尚未在除实验室和温室以外的地方见过她的转基因作物。在政府投资的所有项目中,转基因食品面临着公众强烈的反对,并被大面积地禁止在市场上销售。高彩霞说:“这项技术愈渐成熟,可预见性也越来越强,但争议也越来越大。”在1997年,中国授予了第一个转基因作物的商业许可证——棉花,现在转基因棉花已经大量种植。而最近的一个商业许可证则是在2006年授予木瓜的。此后,商业化的前景彻底滞怠;只有极少数的科学家获得了生物安全证书——这是商业化之前必须进行的安全评估过程。


张启发就是为数不多的取得了此类实验许可的科学家之一——在2009年,因转入苏云金芽胞杆菌的一个基因而表达出抗虫性状的Bt水稻获得了许可。而这一成果却使张启发受到了舆论的攻击,甚至威胁到了自身的安全。2010年,张启发在中国农业大学发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讲座时,一名男性观众向他投掷一只陶瓷杯,险些砸中。


一名女观众甚至大喊:“张启发是卖国贼!”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忧虑被“绿色和平”组织、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知名电视主持人和一些反西方情绪的表达等人或组织煽动得越来越高涨。中国日报在网上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84%的人坚信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


形形色色的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消息揭示出中国政府内部的极端分化,以及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高度敏感。而其中的许多研究都得到了国家科技部的项目支持,并借此提高中国科研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测试和最终商业批准的许可证却由十二家机构的代表组成的联合部长级会议联合授予。这个会议由农业部负责召开,其隶属于国务院,因此不得不考虑“社会稳定”的必要性——,即避免公众的不安。


“简单地说,问题主要在于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抵制,这使得政治领导人对于是否将其商业化犹豫不决。”英国诺丁汉大学曹聪教授对我说。他是关于中国科学政策方面的专家。习主席的演讲指出:“(转基因)在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


中国并非唯一一个为此而担忧的国家。最近,美国墨西哥风味快餐公开表示该公司严禁在墨西哥卷饼里使用转基因原料,受到了公众的广泛赞赏。但是这一行为立即受到了例如美国医学会这样主流研究机构的反驳,他们指出并没有数据证实吃转基因食品会危害人类健康。在中国,一些科学界的博主和官方媒体也发表过相同的观点。但是由于单独的个体影响甚微,所以公众们并不相信他们。


生活在现代化的中国就得不断地担心食品安全问题。上至好色贪财的腐败官员,下到电视选秀节目黑幕,这些丑闻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却很少像有毒的食品那样充分激发公众的想象力: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造成了至少6名婴儿的死亡,并将超过五万名婴儿送进了急诊室;2011年,某农户因使用过量的膨大剂导致西瓜爆炸;2013年,广东省政府承认当地44%的大米被检测出重金属镉严重超标。这导致公众越来越怀疑政府是否真的会加强食品安全执法。


正是这种不信任导致推广新的食品技术变得尤为艰难,即使中国需要这样的技术。“如果政府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中国人民并不会相信。”萨塞克斯大学的人类学家Sam Geall告诉我。他最近在北京进行实践调查研究。在过去的18个月中,Geall研究了中国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观点。信用度的丧失和可信的鉴定人员的缺乏使得公众难以从真相中筛除谣言,他说:“这可能会是最明显的案例,那就是中国舆论可能拖延或者终止一个政府支持的创新道路,而这一结果的好坏暂无定论。”


在国家计划的许多领域中——从长江的改流和筑坝工作,到为修建机场和高速公路破坏许多农田等等——中国的领导人都不大会被舆论左右。然而食品却是关乎个人的、有形的,并且不可或缺。近几年,普通的中国公民竭力避免那些他们认为的、由于政府部门监管不足所流出的问题食品。奶粉的走私事件数量上升,导致英国的超市开始限制每位顾客的奶粉购买量。


Geall早期的研究表明,在中国,越是受教育高的人越是抵制转基因食品;他们需要选择,特别是关乎他们的晚餐问题。即便是像北京这样强力的政府也不能强迫警惕的人们接受转基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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