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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观礼台上的医学大咖

在9月3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上,国务院共邀请1779名爱国侨领和侨界精英回国观礼,其中五位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侨胞代表谢国民、陈永栽、朱经武、梁有成、惠京仔应邀登天安门城楼观礼。在这五位德高望重的侨胞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医学大咖——主攻人工肾透析医疗,为祖国医学现代化作出巨大贡献的惠京仔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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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京仔


惠京仔生于1932年,那是她父亲从山东流落到日本的第七年。1925年,18岁的山东邹平县农民惠葆祯先后在大阪及东京等地的中国餐馆当学徒,后与一位在日本出生的山东籍姑娘结了婚。婚后,惠葆祯带着妻子迁居新潟,并在那里开设了自己独立经营的中华料理“保盛轩”。他们的独生女儿惠京仔就诞生在那里。


在新潟,惠京仔的童年是伴随着屈辱和欺侮度过的。她作为华侨子女,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出门去玩耍。她一出门日本人就会拿石头向她身上扔,并骂她;“这是落后国支那人的小崽子!”。学龄前的她几乎没有机会学日语,总是躲在家里讲山东话。进入小学后,日本在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间战火不断扩大,日本对华侨的迫害也日益残酷起来。日本学校当局不把幼小的惠京仔作为一个外国小女孩看,而是把她当作一个应该加以憎恨的敌对国之子而施加了许多迫害。面对恶劣环境,小惠京仔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学习,因而她的成绩总是第一名。但学校和教师总是把她排在最后一名。有一次,市里举行书法展览,日本孩子都有一个月的时间练习,但只给惠京仔一天的时间。然而让学校当局恼怒的是,日本孩子的书法都没选上,只有惠京仔的被选上了。在回家的路上,几名教师拦住她踢打恶骂,叫她“支那人”,还说了许多无法描述的恶毒话来泄恨。


早年的屈辱也许并非全都是坏事。成年的惠京仔始终把屈辱记忆作为奋斗的动力,把强国梦作为她的精神支柱。身居海外,她永远不会忘记身上流淌的血液的源头,祖国和家乡在她心中占有很重的份量。


1975 年,她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祖国的壮丽河山和家乡的亲情令她激动不已。她通过中华医学会结识了北京友谊医院泌尿科的专家,从此,她有了为祖国作贡献的途径。从那以后,她每年至少回国一次进行学术交流。她向友谊医院赠送了六台昂贵的人工肾透析装置以及其它设备,帮助建起了中国第一个人工肾透析医疗中心。这些年来,她免费帮助中心培训医师和技术人员,每月还邮寄透析室所需的消耗材料及世界人工肾医学新发展资料。据估计,她捐赠的设备物质已超过百万人民币。


1980年,惠京仔帮助哈尔滨第一医院建立了人工肾透析室,并安排医务人员赴日本培训。她还帮助山东胜利油田中心医院建立人工肾透析室和培训人员。对这一切,她动情地说;“我是十二亿公民的一分子,有义务与祖国的医务工作者一起为祖国医学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1990年,惠京仔作为特邀贵宾参加了北京亚运会的开幕式,荣幸地受到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领导人的接见。


她还先后担任了北京友谊医院的特邀研究员、中华医学会山东分会的名誉理事长、山东医学院名誉教授、中华医学会哈尔滨分会的名誉理事。她在日本侨界也很受推崇,这位忙碌的山东医院的院长被推举为新潟华侨总会副会长,留日北省同乡会常务理事。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符浩曾以“齐鲁之光”的题词给她以赞誉。


1999年10月金秋,惠京仔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五十周年观礼活动。同时,北京市政府举行隆重的仪式授予她和一批杰出人士“荣誉市民”称号,她作为唯一的华侨代表在仪式上致辞答谢北京市政府的厚爱。


如今,惠京仔在医疗事业上的成就越来越大,在国际上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当然,她对祖国医疗事业所作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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