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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中的痛点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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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医疗救助制度已完成了城乡全面建制,运行的规范化不断增强,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等制度的衔接更加顺畅,对于缓解“因病返贫、因病致贫”问题,日益发挥着重要的托底作用。财政医疗救助投入呈不断增加的态势,据最新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4年底,各级财政投入252.6亿元,救助人次达到9119万,补助水平不断提高。


尽管如此,在医疗救助制度建设和政策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一是门诊救助模式不统一。有的向贫困对象发放定额门诊救助金;有的发放门诊救助卡,由持卡者到指定定点医院看病买药;有的采取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二次”报销,报销的医疗费必须在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目录内。


二是资助参保参合资金的实际受益对象或有偏差。医疗救助资金的一大部分用于资助低保、特困供养人员等救助对象获得基本医疗保险,2014年有48.4亿元用在这方面。实际上,这部分资金是从基本医疗救助专户直接划拨到了基本医疗基金账户。基本基金账户是所有参保对象都可以使用的,不仅是用于困难群体身上,因此很难说资助参保参合资金完全被用于解决困难群体的医疗负担。


三是大病医疗救助对低收入大病患者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2012年,民政部开展大病医疗救助试点工作时,就提出要将救助对象扩大到低收入老年人、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人群,但是,相比低保对象、特困供养对象,救助边缘家庭大病患者获得大病救助必须经过申请审批程序。要使低收入群众获得大病救助,亟待制定一个统一规范的认定审批标准。


四是医疗救助的实际报销额,会因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等制度的衔接结算方式的不同,导致较大差异。救助制度和保险制度的衔接,目前除了在衔接的时序上,全国已基本实现了统一,但是因为结算方式的不同,比如是分段结算医疗费用,还是累加结算,方式上各地还不统一。


2015年4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等五部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完善医疗救助的管理、强化制度之间的衔接,尤其对推动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做出重要部署。如何做好《意见》的贯彻落实,确保这项重大举措落地生根,是一项势在必行的重要任务,我们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以病种来界定“大病”的范畴。大病医疗救助应当是专门针对解决重特大疾病患者医疗负担过重问题而采取的一项救助措施,而不是一项专门的救助制度。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高、诊疗难度大,需要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综合发挥作用,才能缓解这一灾难性支出。目前国家试点开展的大病医疗保险制度,通过商业保险机构运营,虽然带有一定政策性,但仍然会控制保费与赔付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决定了大病保险不可能取消病种限制,作为大病保险的兜底机制的大病救助制度,也应当坚持以病种界定大病救助;只有坚持按照病种界定,才能减少小病大治的问题;同时,若按照病种和费用两个标准,不仅没有一个明确唯一的标准,而且容易导致与其他普通救助相混淆,不利于确立明确的政策边界。


完善救助定额或限额制定标准。要明确一个观点,大病救助目标是解决在国家规定的大病病种范围内的问题,而对于不在病种范围内的疾病,应当通过提高住院救助的报销比例和救助限额的方式予以解决。目前,《意见》规定救助限额的制定原则,即根据救助对象的需求和当地财政情况这一原则性规定,对于救助限额的制定起不到刚性约束的作用,应当进一步规定更为明确或量化的方法,比如跟上年度当地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持平或规定一个挂钩的比例。否则,医疗救助的托底作用仍然难以充分发挥。


统一大病医疗救助对象认定标准。现行医疗救助制度已经全面地覆盖到了《意见》所界定的“重点救助对象”,目前救助边缘人口(低收入对象)尚未完全纳入制度覆盖范围。问题出在哪里?主要是我们缺乏一个对低收入对象享受医疗救助的认定标准和机制。不管是医前审批也好,还是医后审批也罢,一定要有一个对象认定的标准和机制,而且要将这一机制建设的情况,作为考核地方推进大病医疗救助的关键措施来部署和要求。否则,文件规定的扩大救助对象的范围等利好性政策难以落到实处。


做好大病医疗救助资金的测算。推进医疗救助工作,必须做好资金的需求测算。这是全面开展大病医疗救助工作的又一基本前提。民政部门要协调卫生、财政、社保等部门,根据当地一段时间的疾病谱和大病发生概率,结合医疗费用负担情况,对大病救助资金需求进行科学调查测算,为当地党委政府加大资金投入提供真实依据。(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江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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