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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鼓楼医院

在风雨飘摇的1937年,当侵华日军的铁蹄践踏着金陵大地,在这片废墟上屹立着一座医疗的孤岛。作为一所带有宗教背景的大学医院,当时的鼓楼医院成了南京沦陷后唯一一家有能力并有意愿为难民提供救助的医疗机构。


在那三个月的时间,鼓楼医院面临医疗人员紧缺、经费严重不足以及日军的不断袭扰。然而正是这样一家医院的存在,为死城带来了一线生机。当时的鼓楼医院不单纯是医疗救助的提供者,还担负了卫生防疫、社会援助以及重建医疗系统的责任。它是一扇窗口,是所有善意的承载者,是漂浮在血海上的诺亚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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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医院病房。该院位于安全区内,收治了许多受到日军伤害的南京市民)


一个传教士、三名医生和五位护士


“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37年11月末上海沦陷后,凡有能力者大都逃离南京,在《拉贝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

“路灯熄灭了,在夜幕中,可以看见伤员在街道上蹒跚,没人去帮助他们,已经没有医生、卫生员和护理人员了,只有鼓楼医院的几个正直的美国医生还在坚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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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与鼓楼医院工作人员合影)


日记中提到的几个“美国医生”实际上并不完全,当时留在鼓楼医院的包括临时接任院长的传教士詹姆斯·麦卡伦(James H. McCallum),两名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Rober O. Wilson)、C. S. 特里默(C. S. Trimmer),一名张姓中国医生,还有两名美国护士伊娃·海因兹(Iva Hynds)、格雷斯·鲍尔(Grace Bauer)和其它三名中国护士。


从战前的20余名医生、50余名考试合格的护士,到此时只有几名医生和一些未经严格培训的护理人员,南京沦陷时的鼓楼医院几乎成为一具空壳。在人手最为缺乏的时候,整个南京城里只有威尔逊一名外科医生,在血与火的漩涡里这个数字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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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正在医治被日军击伤右腿的14岁儿童)


12月18日,威尔逊在日记中写道:“我查看完我所照料的150名病人后,离开医院回去吃完饭。”


12月19日,威尔逊医生一天内处理的医疗事物包括:“做了眼球摘除手术和其他5个小手术,收治了一名被强奸后被用刺刀刺进下身的妇女和因反抗日本兵强奸而被砍的李秀英,到很晚的时候才有空开始巡视病房。”而在另外一个美国医生生病期间,威尔逊医生则需要照顾医院内的所有病人。


医疗专业人士的缺乏不仅体现在医生方面,当时的护士和义工也非常紧缺。威尔逊医生曾经这样描述当时护理人员的素质:“我有一个重病号,胸腔被穿透,病历上写着体温是99度(华氏),脉搏80次,呼吸24次。我意识到这完全不准确,就亲自做检查,结果发现心跳120次,体温102.6度,呼吸是48次。这个‘小小’的误差是这层楼护理水平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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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军枪击致伤、刺伤或砍伤的南京市民正在鼓楼医院接受救治)


除此以外,时局的特殊使得医疗工作更加复杂。1938年1月30日,姚彩珍(音译),一名16岁的少女,在与母亲一起前往鼓楼医院探视患者的途中,在医院附近遭到两名日本士兵的强奸。


在日军入城的头三个月里,中国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不敢轻易上街。所以院内的外籍人士又增加了一个特殊的职责:接送病人。传教士麦卡伦专职做起了护送工作,平均每天要跑十几趟车。


在寄给家人的信件里,麦卡伦这样说道:“有一项新职业,接送婴儿。……特里默和威尔逊迎接他们来到人世,而我是送他们回家,到某些拥挤的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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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正在鼓楼医院治疗枪伤的妇女,她的丈夫和抱在怀中的孩子被日军枪杀,子弹穿过她孩子的身体,打伤了她的手臂)


为了应对日本士兵有组织或者零散的侵扰,战时的鼓楼医院每天必须由一名外籍人士连续值班24个小时。


由于人数不足,外国医生在白天的沉重负荷外,每隔两夜还需要值一个夜班。即便如此,仍然出现日本士兵闯入护士宿舍的事件。虽然威尔逊在文字记录里并没有说明是否有护士受到侵犯,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一个医院的工作人员除了工作的劳累,还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巨大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鼓楼医院人手不足的问题逐渐得到好转。1937年12月以后,新招募的人员成为组成鼓楼医院医疗救护人员的重要部分。根据南京守城部队军医蒋公穀在《陷京三月记》中的记录,徐先青、祁明镜等原国民党军医先后自发或经介绍在鼓楼医院义务为难民服务。根据可查资料,当时有共计7名原国民党部队医护人员在鼓楼医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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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医院外景,当时以鼓楼医院为依托还在院内建立了难民诊所)


在日军入城的头三个月里,外籍人士是鼓楼医院医疗事物和医院管理的主力。新招募的中国员工专业能力不足,在医院工作往往带有避难的性质。原国民党军医成为医疗事物的重要人力补充,担任外籍医生的医疗辅助人员,以及内科医生。


在数十万人的苦难面前,这样一股小小的医疗力量显得那么得渺小;然而对于每个受到救助和渴望被救助的个体,这“几个”医生和护士的存在就成了他们全部的希望。


民众之幸:沦陷时期南京的医疗生态


在沦陷期间,南京的医疗体系经历了从毁灭到重建的过程,医疗行为的性质也从日常医疗转变为战时医疗。在支离破碎的时局下,这样的重建是万般无奈下的变通之法。或者说,是整个社会面对巨大创伤的自愈行为。


战时的鼓楼医院作为整个南京唯一一家大型医院,它的身份已经从传统的“医生”转变为公共卫生和社会救助的执行者。在保持自身独立的情况下,鼓楼医院与南京安全区的其它机构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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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左三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德国商人拉贝)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成立国际委员会对南京城进行临时管辖,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临时的“政府机构”。由于人事的重叠(特里默医生为国际委员会辖下卫生委员会副主任),鼓楼医院开始承担一部分政府卫生部门的职能,在城市街道卫生、饮水问题、电力供给、城市防疫等方面开展工作。


鼓楼医院和国际委员会相互依存,合作关系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首先,鼓楼医院位于安全区内,很多诉求都需要通过国际委员会完成。例如药品和煤炭的运购、医疗人员的引进以及对日军抢劫医院的控诉。而鼓楼医院也要在国际委员会的要求下,承担一部分公共卫生工作,例如在大雪后派出医疗小组到棚户区巡诊,为难民发放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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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居民将伤者送往难民医院)


然而双方的合作并不是上下级的强制关系。鼓楼医院作为美国教会的财产,自身独立运营,国际委员会只是对鼓楼医院提出“指导性建议”。在1938年下旬,日方提出向鼓楼医院提供两名日籍医生,国际委员会认为这一举动对于难民的医疗救助有益,但是在鼓楼医院的反对下最终没有实现。


当时活跃在南京的另一个机构,国际红十字会,也与鼓楼医院有着各个层面的深度合作。南京大屠杀时期,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在宁海路1号成立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以下简称“红十字会”)。虽然本着以医药工作救助贫困者的理念,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十字会并没有财力和人力再组建自己的医疗力量。


而与此同时,鼓楼医院在战时施行的是救济性质的医疗服务,收费很低或者完全不收费,战前靠病人付费来维持经营的模式此时显然已经不能实现,医院财政陷入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十字会和鼓楼医院就形成了实质性的相互依存关系:红十字会负责筹款,付给鼓楼医院的免费病患财政补贴;而鼓楼医院也依靠这部分财政补贴,得以维持运转并在更大范围内救助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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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难民营中避难的居民,他们的胸前都挂着一个布条作为区别的标志)


在大屠杀期间,鼓楼医院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又开设了3个院外诊所。一家是位于鼓楼医院内的难民诊所。难民医院在鼓楼医院内部,医疗行政上受到鼓楼医院管理,财政支出上则由红十字会负责。难民医院的主要职责是为鼓楼医院收治的免费病人支付医疗费,并处理一些门诊、急诊类的医疗事物。


复杂的病例将由诊所转往鼓楼医院由威尔逊医生进行手术,费用仍由红十字会负责。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鼓楼医院的原国民党军医多是在这家诊所开展诊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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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医生在为南京市民注射疫苗)


另外两家急诊室是在院外,分别设于江南水泥厂和华侨路。这两个急诊室设立于避难所内,由鼓楼医院提供医护人员。虽然避难性质多于医疗服务的性质,但是在当时也救助了附近的大量难民。


鼓楼医院与抗日战争时期其它国际医疗援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系统性地融入到战时的医疗体系中。不仅挽救了个人的生命,更影响了整个城市的医疗卫生工作。在《南京大屠杀前后的鼓楼医院研究》一文中,作者对于鼓楼医院有这样的评价:


“在这一特殊时期内,按救助产生的效益和救助范围而言,鼓楼医院的历史功绩仍主要在于它对难民的医疗救助上、其次是公共卫生机构、再其次是避难所、末者为心灵慰藉所之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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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恩典小姐肖像)


然而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源于在战争爆发时几位医护人员的选择:留守。或许会有人觉得当时日军没有对美宣战,外籍人员相对安全。但是即便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之时,鲍恩典(鲍尔)小姐在信件中依然写道:


“无论是海因兹小姐还是我都没有确切的要计划离开。……我将坚守到最后一刻。我清楚的知道这很危险,但这是我的工作,我不会擅离职守。当我不再对这里有用的话,我将会离开,如果我还能离开的话,否则,我会接受随之而来的一切。”


资料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鼓楼医院》、《南京大屠杀前后的鼓楼医院研究》、《拉贝日记》、《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陷京三月记》以及部分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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