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资讯 > 最新资讯 > 产业趋势

重度解密港大深圳医院:在中国办一所好医院很难吗?

hk.jpg

8月6日下午,港大深圳医院全科门诊大厅内,候诊区前方的电视屏幕上循环播放着抗生素知识科普,里面写道:“抗生素虽然杀死了病菌,但同时也杀死身体内正常的细菌,如肠道中的益生菌,造成菌群失调诱发疾病,抗生素在杀死病菌的同时,也锻炼了细菌的耐药能力……不同的抗生素针对不同种类的病菌,相似的病症不一定是同一种疾病,所以不可随便转给别人使用……抗生素只能医治由病菌感染而引起的炎症,对非细菌性感染是无效的。”

 

很少开药,更是很少开抗生素——这是很多市民对港大深圳医院的印象,在候诊区,很多患者都这样说。一位带着小女儿来这里看病的年轻妈妈说:“我在这里不用担心过度用药,医生不会乱开抗生素或者乱输液。原来在我们老家河南,感冒输液一星期那是常有的事儿。”

 

在临床上,港大深圳医院非常重视抗生素、抗病毒药物的合理使用。2015年3月份,世界知名的传染病专家袁国勇教授对全院进行了《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培训,袁国勇教授是英国皇家外科学院院士,是北美大陆科学会院士,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首次确认“SARS是由冠状病毒,而不是其他衣原体或其他病因形成”,被誉为“抗SARS英雄”。在港大深圳医院,他担任港大深圳医院抗菌药物管理委员会主席,微生物及感染控制科主管。这个培训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医院年度绩效评估的重要项目,这和所有医护人员息息相关,他们需要安排好自己的工作时间去听培训。港大深圳医院对抗生素使用的管理成效可用数据来说明。截至2014年,全院抗菌药使用比例为17.12%,其中门诊比例为13.44%,急诊23.98%,住院比例为45.42%。在2013年卫生部门最严抗菌药整治要求中,要求综合医院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不超过60%,门诊患者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不超过20%,急诊患者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不超过40%。

 

一些使用不合理的药物很有可能被退回医药公司。2014年,袁国勇教授曾在儿科顾问医生的建议下,叫停了一种叫利巴韦林在医院内的使用,这是一种抗病毒药物,据了解,利巴韦林制剂在传统医院使用非常频繁,被用于治疗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以及缓解感冒和流感症状。一位医生说,在香港地区利巴韦林只有在SARS的时候才使用。

 

港大深圳医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不能收红包。一位医生连珠炮地说:“临床医生绝对没有,全部上缴,病人送给我们的吃的也要全部上交。有时候病人经常会拿一些水果、特产啊什么的,这些啊都得上交。没有一个临床医护人员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敢冒红包那个风险,这会丢掉工作和名誉啊,收了红包会直接开除。”

 

谁都没法介绍朋友到这里工作,也不用介绍朋友到这里看病,有两位卫生行政部门管理者都不约而同地说:“根本不用介绍朋友去看病,自己排队就行,水平在那儿呢,也没法插队。介绍朋友到那儿工作,就根本不可能了……”

 

看到这里的时候,读者肯定会不由自主问,这家公立医院看上很与众不同。它的管理看上去自成体系,而且非常严格,一般公立医院进购什么药物、定什么目录,不被公关就不错了,还退回给厂家药物。红包问题就更不用说了。传统,卫生系统介绍朋友工作,还能拒绝?究竟是什么样的管理环境可以让医院做到这一点?这又是一家怎样的公立医院,它到底有什么特点?

 

PartA:天赐良机办医院 中央支持下的深港合作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回到2012年。那时,没有医学院的深圳市正想办法引进优质医疗资源。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城市发展非常快,人口飞速增长,需要不断新建大量医疗设施,而在医疗方面,深圳没有自己的医学院。为了满足医疗需求发展,深圳采取的策略是新建医院交由大学医学院校运营,把医院变成大学附属医院。比如北大深圳医院,它由北京大学医学部运营管理,科研教学都由校方负责。当时深圳规划是要建立10家这样的医院。

 

这10家合作对象里本没有香港大学,深圳市想都没敢想。“当时,我们和香港医管局的来往也很密切,但是建医院合作的念头,我们想都没敢想,因为香港的管理体制很特别。”一位当时参与办院的老人儿回忆说。

 

就在深圳壮志雄心筹划大学合作办医时,深圳市政府接到了由卫生部和港澳台办的推介信。一位知情人回忆了当时的情形:香港已经没有再多空间留给香港大学办医院了,在香港办一家医院需要的时间很长,所以对方在想,是否能到大陆来办医院,想把优秀的理念往外传播,而深圳离香港是最近的地方。于是,香港大学去和中央谈,去和港澳台办谈,去和卫生部谈。最后卫生部和港澳台办的介绍信就直接转到了深圳市政府。当时,深圳市政府把这封信转给了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希望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要是深圳市想这样主动和香港合作,你知道两地制度的差异,那得走多少程序啊,想都没敢想的时候,天赐良机。”这位知情人说。

 

办还是不办?香港大学这么好的资源,办!而且有中央支持。但是,这必须解决几个问题:首先,大陆、香港两地之间监管制度不同;第二,两地文化有巨大差异。深圳市卫计委给市政府的答复很简单,大致的意思是:欢迎香港大学到深圳做事情,相信它作为世界名牌大学能把医院管好,但要注意法律制度的不同以及两地文化差异。

 

事情敲定后,接下来就该讨论关键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院长由谁来任命?既然是引进香港大学,学校的管理权力有多大?这个问题差点儿谈崩。当时,黄洁夫先生代表卫生部和港澳台办,做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和香港大学希望把这所公立医院完全交给香港大学决定。而深圳方面希望自己任命院长,当时,院长、副院长是谁早就有人选了。第二个问题,两个董事长还是一个董事长?当时讨论走的思路是:香港大学出一个董事长,深圳这边出一个董事长。

 

谈判开始僵持。因为一些戏剧化的原因,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上述讨论的方案放弃了,最后敲定的结果是:港大深圳医院采取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2011年11月14日,港大深圳医院成立了第一届董事会,构建了董事会、医院管理团队、监事会“三权分立”的法人治理结构。在此基础上,董事会制定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董事会章程》,集中实行重大决策权。董事会共有17名成员,架构是这样的: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担任董事长,其他董事深港双方各派8名代表,深圳市政府派出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卫计委、人保部门、发改委、编办等一把手或二把手。医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下设立了12个专业委员会,辅助管理团队进行专业化决策管理。医院的院长由香港大学推荐,现任院长是邓惠琼,她也是香港大学医学院医务委员会主席,著名的妇产科专家。

 

“这个架构对于港大深圳医院具有决定性意义:董事会集中了医院办院的决策权,彻底改变了政府办医决策权分散到多个职能部门的常规,同时以院长为首的医院管理层拥有了独立经营管理权,院长向董事会负责医院经营结果。”原深圳卫生计生委医政处处长廖庆伟说,他曾经参与港大深圳医院的筹办,并任第一届董事会秘书(之一)。港大深圳医院成立后,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之后也成立了,开始探索管办分开、政事分开的模式,深圳市医管中心市属于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并不隶属于卫生计生委,代表深圳市政府统一履行举办公立医院的职责,监管公立医院的人、财、物等运营。

 

所谓的管办分开就是医院的监管职能与举办职能分开,卫生部门负责监管职能,主要承担发展规划、资格准入、规范标准、服务监管等行业管理职能,不再干涉公立医院管理和运营事务;举办职能则是由医院管理中心(局)负责,代表公立医院的出资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人、财、物等运营负责。所谓的“政事分开”就是指政府行政职能与公共事业运作功能之间分开。

 

在传统公立医院,医院是没有运营自主权,特别人事权。院长和副院长按照干部任免原则任命,任免权属于卫生部门,甚至组织人事部门,所以空降院长的事情经常发生。竞争副院长或者院长,也都要和各主管部门的具体领导“处好关系”。另外,传统公立医院医生编制的数量、基本薪酬等都由编办和人事部门决定,医院招聘人才还会受到行政部门领导个人的影响,走后门的情况经常发生。这种制度的后果就是,医院的运营管理权一点点被分散了。港大深圳医院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为这所公立医院进行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打好了基础,也为医院独立管理打好了基础。

 

上述提到的诸多重大事项敲定后,医院开始筹建。2012年7月,港大深圳医院正式开业。医院由深圳市政府和香港大学共同管理,双方签订合同期限为10年,期满可以续约。深圳市政府总投资40亿元,占地19.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36.7万平方米。这40亿元包括医院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设备购置费用和开办费用等。这所全新医院的管理层以香港大学派代表为主,负责具体运营。市政府根据新开业公立医院的补助政策,对港大深圳医院进行财政补助,实施总额预算、量出为入的原则补助。补助在开业后逐年递减,医院开业前为100%,医院开业逐年减为70%、50%、30%。三年来,医院已开放床位逐步增加到1200张,目前使用中的900张,2015年1~5月,医院病床使用率67.45%。

hk01.jpg

PartB:这个医院没有编制,没有行政级别

 

医院开业,全新的制度随之运营。港大深圳医院在人事制度上做了突破——取消了编制。

 

在传统公立医院,编制意味着什么呢?编制意味着:第一,你是公立医院的人,公立医院要养你,要是医院养不起了,财政就要管,国家负责养老。第二,编制制度下,医生与医院不是契约关系,不是契约关系就意味着是隶属关系,双方是隶属关系,医院要辞退犯错的员工,难!第三,编制下有很多隐形的福利,比如和职称挂钩后,同一个岗位有编制的就比没编制的基本工资高。

 

明显,传统编制下的公立医院并没有完全独立与合理的人事权,医院员工也不需要清楚自己的合同职责。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管理者苦笑道:“编制,大家都以为自己是皇帝老子,谁也管不住我,我翘着二郎腿天天嗑瓜子,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看报纸。你能管我吗?你也辞不掉我!越是主任级别,职称越高,越浪费钱。他级别越高,拿工资越高,他不干活的时候,医院损失就更大。”

 

港大深圳医院全部实行了聘用制,任何人没有编制,人员全部五险一金。公立医院上述传统的问题得到解决。医院与员工每三年一签合同,除了正常工资之外,医院对员工有“约满薪酬”的约束,即:契约满3年时,一次性发放员工3年总工资的15%。如果这个员工在工作期间因错误被开除,这部分薪酬也就没有了。员工在医院工作满6年以后,就签订固定无期限的劳动合同。

 

编办部门的职责就是规划、确定医院的总人数。根据医院功能确定,港大深圳医院的定位是三甲医院,2000张床位,预算门诊是8000~10000人次,规划五个重点专科,而且希望建成世界一流的医院,按照这个功能规划,医院最后测算出需要3996个人。董事会下的财务委员会接下来就根据这个人数做财务预算,3996个人中,大约需要1000多医生,先算出医生的人力支出,根据医生的人力支出,再计算药师、护士、管理人员、行政岗位、检验人员等7个系列人员的支出,医院的药品支出、设备支出这些都是容易作出预算,加上这些,医院预算就完成了(顺便说一下,5年这个医院运营需要101亿元)。

 

目前,医院聘用人数离医院的编制预算数量还有很大空间。截至6月15日,港大深圳医院已聘用员工1801人,其中医生440人,护理885人,医技207人。聘用员工当中,博士和硕士占19%,本科占59%,大专及以下占22%。截至2015年5月,有225位香港及外国专家获得在内地行医的执业证书,这些专家分别担任科室管理和培训团队的职责。

 

取消编制的第一个益处是员工和医院都是契约关系,医院上上下下都是单纯的工作关系。所有人都没有铁饭碗,员工会自动倾向于遵守医院的制度规范,选择做那些对医院、对自己有益的事情,而不会想着到处挖墙脚。前面提到,港大深圳医院是不允许员工收红包、收回扣的,一旦发现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能让大家遵守这个制度的动力一个是理念相和,另一个就是员工不想被开除或破坏契约。

 

由于是一家新建医院,港大深圳医院可以做到全院无编制,没有历史包袱。“医院没有编制最大的好处是,不养懒人了。”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医改办处长李创说:“人事制度改革后,医院有了用人自主权,选人聘人会更加严格;另外,现在医院取消了药品加成费用,药品与医院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医院都希望控制药占比,增加处方含金量,控制服务成本。人事工资制度不改革,医院职工都认为自己拿的是国家工资,少一分都不行,会对过度用药、灰色收入等不规范的医疗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革后,医院成本控制得越好,职工收入就会越高,如果一些人继续搞过度用药、拿灰色收入,就等于损害了全体职工的利益,大家就不会答应,这方面的情况就会得到好转。从港大深圳医院的情况看,这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否则靠医院、靠上级部门天天查,如果不发挥职工内部监督的积极性,这方面的情况难有根本转变。”

 

医院也去掉了所有行政级别,无论是院长、副院长还是科室主管,都是职业化管理的团队。而传统公立医院,医院行政级别管理导致医务人员更倾向于争取行政职位。举个例子,事业单位五级管理岗(一般是院长级别)的正处级干部,相当于公务员的正处级干部。在这种制度下,医生会尽量争取科主任、护士长的职位,这两种职位可以拥有、分配更多资源。医院高级管理层也愿意争取公务员的职位,比如一个县级医院的院长,也许就可以去县里的卫计局当局长,一个卫生部属医院院长可以去卫生部门当司级干部。

 

港大深圳医院的医生也没有副高、正高等传统行政级别划分的职称。和香港公立医院一样,这家医院医生职级分为驻院医生、副顾问医生和顾问医生。

hk02.jpg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需要先看一下香港医生职级。由高到低,香港医生职级分为顾问医生、副顾问医生、驻院医生(专科驻院医生)。其中,驻院医生是指“已经获得行医资格但还没有接受专科训练”的医生,专科驻院医生是指“经过6年专科培训后获得医学院院士、拿到专科执照”的医生。这些医生都经过标准化的医学训练,行医水平是均等化的,不像大陆主治医生、副主任医生这样,行医差距巨大;抛开职级,香港每一个有行医资质的医生都可以标准化地行医,独挡一面。这三个职级仅仅是医管局管理下公立医院的三个岗位,它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医生在医院工作的资历,但无法等同于医务委员会对医生行业资质的认定。三个岗位的工作职责不同,顾问医生相当于科室带头老大,承担科研、教学等任务。

 

一位医生这样评价过去职称和现在资质认定的差别:“这些不同的职位之间,薪水会有差别,是对资质的认可。原来的医院的话,职称高的人承担的工作比较少,行政压力会大些。但港大深圳医院的副顾问医生和顾问医生承担的工作并没有少,反而更多。除了正常的临床工作,你还要学习,还要搞其他的培训,还要组织其他人培训;不仅自己需要学东西,还要带别人学习,还得组织别人学习。”

 

PartC:高薪养廉?背后的机制没有那么简单

 

人事制度改革的同时,港大深圳医院也改革了薪酬制度。从薪酬上看,港大深圳深圳医院参考了香港模式,员工按岗拿薪,医院按照顾问医生、副顾问医生和驻院医生的资历,支付医生薪水。据了解,这里医生的平均年收入为56万,高的有90、100万,低的有20、30万。

 

“这里薪酬水平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我们当时调研过薪酬的问题,香港医生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的8~10倍,港大深圳医院医务人员的平均薪酬水平是深圳市社会平均工资的9倍,相当于50多万。”廖庆伟说,“医院在医生薪酬上并没有花更多钱,很好理解,其实就是一暗一明的问题。传统医生的明暗收入加起来是一个数,而港大深圳医院医生的‘明收入’就是这么多。但我们要做到,钱花出去了,用一些列配套制度保证钱花得有效。”

 

高薪——这个是港大深圳医院管理的重要思路之一,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高薪养廉”的问题曾引起很多争论。这背后,大家真正给关心的问题是,高薪激励下,医生的行为到底怎么样,医生能不能规范行医。

 

港大深圳医院的第一个对策是,改变激励方式。廖庆伟说:“医院彻底取消了传统公立医院‘按件计酬’的分配制度,医院预算确定总薪酬,再以医生的薪酬为基准,确定其他员工的薪酬水平。”具体来讲,医生收入和科室药品销售、医疗收入脱离了关系,也和医院的总体收入脱离了关系。这不像其他公立医院医院——除了基本工资外,必须根据科室和医院总体经济收入决定效益工资,医生收入还与诊疗人次、手术人次挂钩。在此激励制度的基础上,港大深圳医院对医生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

 

院长邓惠琼说:“我们考核临床、教学、科研和行政四个项目,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顾问医生和副顾问医生,他们在教学和科研的考核权重要高,承担的责任也重。对于科室主管,我更注重行政能力的考核。驻院医生,对他们的主要考核就是临床。我们不考核科室的收入情况,个人绩效最好的可以达到工资30%的奖金。”无论是驻院医生、副顾问医生还是顾问医生,他们的职责和目标都由合同明确,医生的奖金由科室主管评定,年度评核达到超卓(优秀),就可以拿到年度工资30%的奖金。

 

第二个对策是,通过管理制度规范员工行为,员工靠履行契约完成工作职责。医院较为关键的管理制度包括:不收红包制度,抗菌药物规范,内部审计制度等等,对于不符合医院要求的员工,医院可以解聘员工。另外,各个科室通过循证医学来规范医生诊疗行为和用药行为,医院药占比为21.11%,而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平均水平为42%,改革红线是药占比不超过30%。

 

第三个对策是,政府改变医院的筹资方式。“总的原则就是‘以支定收’,‘政府-社会-个人’分担,医院不需要盈余来发展医院。”廖庆伟说:“这实际相当于明晰了医院的‘剩余权’,解决了因‘剩余权’权属不清而导致的系列问题。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医院实行预算管理制度。”

 

医院是怎么做预算的呢?以港大深圳医院为例,医院运营必需的经费实行预算制。医院前5年的总体预算约101亿元,而且已得到批准,这是根据医院功能定位而确定的。按照当初规划,港大深圳医院的定位是三甲综合医院,2000张床位,计划最高门诊是8000~10000人次/天,规划五个重点专科,而且希望建成世界一流的医院。根据这个目标,最后测算出医院需要3996个人。医院员工总人数会根据医院开放的进度逐年增加,5年床位全部投入使用时,招满预算的人数。这3996个名额经过董事会批准,其中需要医生1000名。根据人数,预算部门先算出医生的薪酬支出,再根据医生的薪酬水平,计算药师、护士、管理人员、行政岗位等7个职系人员的薪酬标准。医院的药品支出、设备这些都是容易作出预算的,加上这些,医院预算就完成了。5年总预算定下来,每年的预算目标也就定下来了,但医院实际预算还需要经过医院董事会批准。董事会下设财务委员会,委员会负责人由财政部门委任,财务委员会根据董事会批准的五年财务预算方案和医院管理层提交的年度预算等文件,在董事会召开之前进行专业的论证,向董事会提交论证建议,董事会全体成员按照多数法则,决定是否批准当年的预算。

 

在上述筹资原则下,港大深圳医院的收入包括三个来源:(1)政府投入;(2)医保支付和个人支付,(3)高端医疗。政府规划40%的收入通过国际部服务获得,服务对象为个人以及外国人。其次,医院剩余60%分别从政府投入,医保收入和病人自费收入获得。其中,政府投入占医院收入的比例为17%左右。“这17%并不是对港大深圳医院的特殊投入,作为深圳市政府来说,这17%对于北大深圳医院也是一样的。其余补贴、投入完全是因为这是一家新开的医院。”廖庆伟说,“将来,政府对医院的补助有可能扩大到20%,预计2020年这一比例达到30%。”2014年和2015年1~6月,医院已能实现收支平衡。2014年,医院收入构成中医疗收入占比59.9%,财政补助收入占比39.8%,其他收入0.3%,医疗总收入中,医保收入占总医疗收入的比例约为45%。

 

PartD:传统体制碰撞的压力,这是必然

 

港大深圳医院带来的惊喜,除了有一流的管理经验,还有人事制度改革尝试、薪酬制度改革尝试、公立医院补助改革尝试。回到大陆公立医院改革,港大模式有借鉴意义吗?

 

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制度是大陆公立医院奇缺的。港大深圳医院实行了全科打包收费制度,医院急诊实施分流法,将急症病人划分为五类,这些探索对国内其他公立医院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在精细化管理下,医院还可以拿出漂亮的专家团队、循证医学指南、药品占比数据、抗菌药物使用数据。在管理上,港大深圳医院可以说做到了极致,也值得所有公立医院借鉴。

 

但是,港大模式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摆脱大陆体制的影响。一是大陆公立、官办医院的概念分不清,基本公共医疗服务不平等。大陆地区,一说到公立医院,就只强调所有权的问题,只强调政府投入不投入的问题,只讨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把社会资源排除在外,公立医院不能接受社会捐赠。大陆地区公立医院的基本医疗服务本身就分为三六九等,农民、公务员、职工……他们都不能平等享受政府补助,公立医院私人服务部分变成了高干病房、特需病房。

 

二是大陆医学教育参差不齐,教育体系复杂,盲目扩招,儿科招生依然没有恢复,住院医师培训刚刚起步,医生从培养阶段就有了差距。

 

第三,大陆没有足够有竞争力的私人医疗服务体系,特别是基层私人开业医疗服务体系。2010年12月公布的《香港的基层医疗发展策略文件》指出,约有7成门诊服务由私人基层医疗专业人员提供,诊费主要由有负担能力的市民自付。但大陆大量优质医疗资源和病患都集中在大医院,基层卫生服务体系一是缺乏优秀和合格的医生,二是医疗资源缺乏,绝大多数为政府举办,缺乏合格的私人服务力量。

 

第四,大陆没有完善的法律环境。大陆在医生注册方面还不允许医生独立行医,更没有对医管局等机构的立法约束。

 

PartE:由此及彼,当下公立医院改革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明白,这个公立医院改革的优秀样板和大陆的体制碰撞也是必然。比如,如果深圳新建医院全部参照港大深圳医院建设,没有编制,医生的职称又怎么评定呢?如果是医学院合作办院,医学院校又怎么在职称上处理深圳医院和所在地附属医院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全国性体制问题。

 

从体制改革来说,大陆公立医院改革就是改政府,不仅有治理能力的问题,还有改革方向的问题。政府的治理问题不是管得少了,恰恰是管得太多了,超过了本应有的权力。不是市场失灵了,而是政府失灵了!从改革的方向上,政府不能盲目学习其他地区的医疗体制,眼光不能只盯在某一阶段照猫画虎,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大陆公立医院最大的变革使命是什么,弄清楚别的医疗体系正在怎样改,弄清楚大陆为什么要走它们从前的路。

 

中国公立医院改革常带着太多傲慢与偏见的姿态,对待其他地区医疗服务体系。很多政府官员、学者呼吁学习香港模式和英国模式,政府要多投入、多担责任。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研究香港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香港是怎么让资金更加有效的,新医改以来8500亿砸了,砸那儿了?不知。大陆官办医院虽然确实缺少财政投入,但医疗卫生总开支占GDP比重和香港差不多(5%左右),效果怎么就那么不同?钱都花在哪里了呢?不知。不少专家学者呼吁政府投入的声音过于高昂、过于激情,以至于忽略或有选择地忽视了“香港私人开业医生在基层中发挥的作用”这一事实,很少提及“私家医生和开业医生素质和公立医院是一样的”这个重要事实。

 

如果学习香港这种英式医疗体系,大陆应该看清楚这种体制变化方向和原因,而不是抄袭其历史经验,就好比我们在苹果时代,还在想着怎么研制诺基亚。举个例子,我们呼吁加大财政投入,这恰恰是香港头疼的地方。2000年以来,香港医管局连续几年出现了大额财政赤字,政府支出负担严重。《香港导报》报道:“香港2001-2002年财政年度,政府单在卫生方面的开支就达318.10亿元,比上年度增加3.2%,政府给予医管局的补助金拨款,每年开支增长达7%,公共医疗开支占政府总开支14%。以一个入住公立医院的病人计算,每天只需支付68元,但政府则要补贴3000元,病人负担与政府负担的比例大约是1∶50。”也是这一段时期开始,香港医疗服务需求激增,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工作压力加大,医护人员流失严重。2007年开始,香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改善晋升制度、设立急症病房、允许私人开业医生在医院兼职等。

 

香港现在的情形是,越来越重视私营医疗服务体系的发展。2015年香港施政纲领提出,通过公私营协作模式加强公共医疗服务,增加公共医疗服务量、缩短轮候时间、为病人提供额外选择,以及提高成本效益。香港将要进行改革有:资助特殊“公营普通科门诊”病人接受私营基层医疗服务。为正在接受公立医院服务的末期肾病患者购买私营血液透析服务。资助病人到私立机构接受白内障手术。推动医疗保障计划,为私立医疗服务的使用者提供更多选择和保障,推行“自愿医保计划”。推行公私医疗机构共享的电子健康记录。资助70岁或以上的老人在社区使用私营基层医疗服务。

 

上述事实非常容易就能看出,香港医改的方向是在鼓励私人医疗服务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引入市场力量,让整个医疗服务体系更加健康、平衡。对于医疗体制刚刚摆脱计划经济的大陆来说,中国公立医院改革并不能照搬香港模式,包括英式模式。改革最要紧的已经不是增加政府财政投入的问题了,而是怎么让已有的财政投入更加有效,聪明人谁都不会选择“广撒网”。改革的燃眉之急反而是这些体系问题:什么时候医生拥有的执照可以独立行医?怎么对新一代的医生进行标准化培训?怎么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私人医疗服务体系呢?怎么让医院职工成为职业经理人、职业医生?

 

分析了上述种种,港大深圳医院的示范作用已显示出优势,特别是在管理方面,但是要想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甚至复制推开,离不开大陆体制环境的变革。反思过去那些冒进、拍脑袋、盲目、片面的医改思路,大陆的改革才能往前走。

(来源:奇点网;整理:生物无忧)

相关阅读:

港大深圳医院推出免费“疑难配血”跑腿服务

高薪养廉:港大深圳医院能否根除医改顽疾

一位香港医生的院暴零容忍

热门排行

推荐阅读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