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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改革的“前生后世”

7月10日,国家卫计委首次透露正在抓紧制定全面放开二胎的相关规定,这被外界解读为“全面二胎”即将放开的明确信号。形势逼人,如果中国早在1980年一开始就普遍实施“二孩正好”的柔性计生,生育率也将逐步下降,诸如性别失衡、失独无后、人力短缺、未富先老等问题将大大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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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训和国际经验都表明: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新政,在微观上可以减少政策性独生子女的诸多风险,提高计划生育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养老能力,在宏观上有助于优化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遏制和改变生育率过低的态势,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是慢变量,生育改革关系国运民生。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家庭来说,人口的表象是“数字”,本质都是“生命”、“尊严”和“希望”。所以,回归生育的本来面目,造福于家,复兴于国,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以我之见,肇始于2014年的中国生育政策改革大致要经过四个阶段:


其一,改革试探期。2013年底公布的单独二孩新政,理由主要有:提高计生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适度低生育水平,有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改革的理由很恰当,但改革的力度还不够,改革太小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在1100万对单独夫妇中,只有139万对提出申请,2014年新增婴儿不过47万,政府预期的年增200万的“婴儿潮”并没有出现。截至今年5月,再生育申请人数每月平均不过8万至9万。事实表明,对于处在长期低生育率状态的人口大国来说,单独二孩政策所发挥的补偿性生育作用可以说极其有限。


其二,改革过渡期。由于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转变得不彻底,以及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的策略,所以预期中的改革就是“全面开放二胎”,虽然对70后的非独家庭来说,这已是迟到的改革,但毕竟是生育公平性的一个补正,值得期许。从目前的态势看,“全面开放二胎”迟早会落地。但基于中国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已被高生育成本时代彻底改变,估计对超低生育率和年出生量不会有明显的改变。符合二胎政策要求的非独家庭有多少?其中有生育意愿的有多少?提出申请的有多少?落实在行动上的有多少?成功生下二胎的有多少?“全面开放二胎”的预期效果并不乐观。


其三,改革觉醒期。“全面开放二胎”很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在生育主力人口代际递减和生育意愿代际弱化的双重驱使下,中国可能会陷入更深的“超低生育率”。预期中国将开始倡导自主、自由的生育,“一个少了,二个不多”将成为生育理念。但人口负增长的大幕一旦拉开,人口负惯性势能将如期释放,人口减少、人口安全等问题也将显现。


其四,改革振兴期。进入2020年代,鼓励生育和振兴人口或将成为时代强音。但目前有的地区出现的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少劳化和集聚化趋势,到时将在更大范围蔓延。在此情况下,国家或许将颁布“国家人口振兴计划”,努力重建生育文化,寄希望于“婴儿潮”的生机和年轻人口增加所带来的转变。由于人口问题的转型具有缓慢性、滞后性和不可逆性,因此需要高瞻远瞩,早为之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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