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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华大一年多的“神童”赵柏闻最近在干嘛?

赵柏闻,1992年出生于北京,被深圳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媲美为中国比尔·盖茨。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人类认知能力的基因组学分析”科研项目的团队带头人。从2010 年年中开始,他带领华大基因和国内外十几位数学、物理、天体以及心理学领域的专家学者, 开始从事人类智力差异如何产生以及与基因的关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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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他离开华大基因,为推动医疗及健康产业革新,创办了北京量化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任CEO。


初见赵柏闻,他已经在自己的公司睡了近一个月,中间仅回家一次,有点婴儿肥的脸上虽挂着笑容,却有种说不出的疲倦。


这个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比尔·盖茨”的92年大男孩,离开工作了5年的华大基因,创办了一家做肠道微生物检测的公司——量化健康科技。


没有人想到赵柏闻会离开华大,因为此前外界一直传闻他很有希望是华大的第四代接班人,对这种说法他只是笑笑,“华大比我有才的人多了去了!离开,是不想再陷入之前因智力与遗传的研究所引起的争议。”然而他这次出来创业却又一次陷入到了争议当中——华大离职创业的人中很多都选择了个人基因组检测的方向,而赵柏闻却选择了少有人愿意专门做的肠道微生物方向。


更让他纠结的是,从原先的纯粹埋头做科研的人变成了需要思考战略、管理,到处见投资人的创业公司CEO。在这过程中赵柏闻吃了不少苦头,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哪有经验可言啊,都是弯路,但也都是必要的。”


赵柏闻成名很大一部分源于其针对智力的遗传性与人的基因组之间的相关性所做的研究,《华盛顿邮报》等外媒的报道让他几乎一夜成名,这也成为了他烦恼的导火索。


“我是很不喜欢争议的人,但是我原先做的很纯粹的科研所引发的争议比现在做的应用方向还大,大家都在探讨不存在的应用(智力和基因方面遗传上的相关性),当时感觉我在用一半以上的时间跟各种各样的人探讨可能20年内也不会存在的应用,它的可能性,它的弊端好处,以及在伦理上的争议。”赵柏闻激动地说道。


赵柏闻曾给转载了外媒关于他的《中国基因公司为父母提供“育种”服务》不实报道的网站发过澄清的邮件,并在该网站下留言,“看到这篇报道,心都凉了……我不希望以恶意度人,但是文中毫无根据的歪曲与撰造又让人如何相信只是无心之过?说实话,真的快没信心继续研究下去了……”


正是因为厌倦了争议,赵柏闻决定逃离舆论的高压阵地。“我想去挑一个伦理上没有争议的方向,这个方向一定对人们是好的,这样我可以把自己的能力专注于将纯粹的科学研究转化为对生活有意义的应用过程,这个过程正是我能力所在。”赵柏闻如是说。


当时赵柏闻负责的智力项目收集了2000多个样本,已经测了近一半,而且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学科——认知基因组学。另外一方面,其自高三辍学来华大工作已近5年了,他觉得是时候出去闯闯了。“我一直把华大当作学校一样,在这里面逐渐成长,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有很多东西在华大是学不到的,我觉得在华大不算是真正进入社会吧,所以我迟早还是要从华大走出去的。”


2013年底,赵柏闻下了很大决心跑去跟华大负责人汪建说,汪建当时第一反应并不是劝说要其留下来,“他告诉我,你现在出去少了一些东西,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留下来在华大多学习一些东西,你把这些东西都学一个遍再出去,你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但始终想要出来闯一闯的赵柏闻还是在2014年初离开了华大,开始了创业之路,同时也宣告了他的独立。这年他22岁。


学术派赵柏闻创业瞄准的第一个商业领域就是精准医疗。


众所周知,影响人健康的因素主要为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两部分,遗传因素超过99%是个人基因组能够解释的,但是还有将近一半是环境因素,人类除了通过皮肤、呼吸系统进行与外界的能量和氧的交换,很大一部分环境的影响是体现在营养物质吸收和排出的过程,这主要是通过消化系统来完成。“这个时候消化系统的内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身体的外部,他是我们的环境,而在这其中,微生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赵柏闻像个学生似的认真地论证其目前所从事的肠道微生物检测的重要性,期间时不时用手在自己身上比划两下,说完后拿起桌上的茶猛喝了两口。


“像是挖到了宝矿似的,”赵柏闻兴奋地说,眼睛突然有了神采,“但是偏偏没有人去做,放在那很可惜。”于是,赵柏闻开始筹划创建肠道微生物检测公司,并在去年3月份正式注册成立了量化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提供肠道微生物检测报告以及微生态动态干预,应用方向主要包括二型糖尿病、肥胖症、肠炎、抑郁症等。量化健康主要针对的是2B市场,多数客户是健康管理机构和健康体检机构,目前也正在和医院谈合作。


量化健康的第一个客户是家糖尿病健康管理公司,该“天使客户”负责人是在跟朋友吃饭时碰到的。聊天时得知对方是一家提供糖尿病生活指导的公司,为客户提供全套健康管理。后来双方聊到了检测方向,赵了解到对方拥有40万糖尿病病人的样本,其营销团队每个人与100个糖尿病病人有直接联系,他看到了其中的科研价值,“这么大的样本是跑10多家医院都换不来的”,而对方也认为他们做干预的下一步就是做个性化检测。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首先开始了科研合作。这家客户给量化健康科技打了1000万的预付款,而这笔钱很大一部分成为了公司最初的启动资金。


后来由于商业检测的兴起,双方之前确认的科技合作也转变为商务上的合作。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对肠道微生物检测方向都认可。在量化健康科技成立之初,赵柏闻另外的合伙人并不同意这个方向,合伙人当时想法是做科技服务,用自己的平台帮别人做科研检测或是信息分析,毕竟这是以前华大实践过的盈利方式。但赵柏闻拒绝了,“科技服务的致命伤在科研,科研是不可重复的,实际上是不断消耗人力资源,消耗自己的大脑帮客户完成跟自己主业可能毫无关系的事情。”由于两人在大方向上不统一,最终分道扬镳。


赵柏闻有自己的坚持,他不希望又回到之前在华大时做的科技服务的老路上去,他希望再往前走一步。因此他给公司下了一个规矩,不做科技服务,这在众多做生物基因检测的公司中多少显得有点与众不同。


除了合伙人,来自外界质疑的声音也不少。毕竟不像产前检测、肿瘤检测等方向有明确的客户,肠道微生物检测目前市场尚未成熟。


一业内人士表示,“这是个崭新的领域,蕴含了很多科学发现的空间,但是到底怎么成功产业化,可能还是需要点时间。而且目前该领域的理论基础并不充足,健康管理方案跟不上,目前2C市场并不成熟。因此主要还是针对2B市场开展科技合作,积累一定数据再逐步拓展。”


当记者问到华大离职的人出来创业很多是做产前诊断或者肿瘤基因检测,为什么没有选择这个方向时,没等说完,赵柏闻便打断了提问,“做它就傻了。”


和赵柏闻相处了8年的朋友马舸眼中,赵是一个“思想有点古怪”的人,“你永远猜不到下一步他想干什么”,但是有时候想想他的那些奇怪的想法也不乏其道理,“让人灵机一动”。


对于经商,他同样有着一套“非常规”的打法。“现在国内有1000多家公司跟你做一样的事情,他们绝大多数还是从有痛点有需求能赚钱来考虑经商的方向,而我想我可以看一个现在大家都认为还不成熟的市场,我先冲进去,我不太喜欢跟人家竞争,并不见得这样是好的,但是我觉得这更符合我们的特点。”


这与其当时选择做智力与遗传性研究时的思路如出一辙。或许在他的字典里,一个空白的未开发的市场比一个已经确定的市场更具有商业价值,也更有吸引力。


赵柏闻从小在北京长大,父母都是湖南人,这或许注定在他的基因里天生就有种“霸蛮”的气质。


今年年初,公司遇到了一个最艰难的状况,资金也遇到了困难,公司的每个人都很疲惫,似乎看不到希望。那段时间赵柏闻也逐渐怀疑,是不是他这样坚持错了,是不是对公司其他同事足够负责。问题的关键是自己没把整个事情想通最终要做什么,把这些东西搭起来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提供服务。


正因为如此,量化健康融资一度遇到困难。“很多人问我说,听说你们不需要融资,我说怎么可能,其实我们很缺钱。”说到这个话题,赵柏闻突然升高了音调,人也变得松弛起来。他谈到,自己的启动资金只有几十万,家里又支持了200万,但这根本不够烧的,要不是1000万元的预付款,公司支撑不到现在。


2015年上半年,赵柏闻对于整个测序平台的搭建以及后续商业模式,终于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现在,量化健康推出的基因检测产品价格从千元到两万元不等,并迅速把基因检测的流程标准化。


“相信很快就能有不错的现金流。”赵柏闻说。赵现在的身份是商人,同时也是公司的科学家,对科研仍然有很强烈的感情,希望通过目前有营收的检测项目,去养活科研项目。运营公司这段时间,赵柏闻感觉自己最大的变化是“更接地气”了,“几年前我绝对想不到我现在会花精力学习管理学和市场营销。”而现在只要一有时间赵就会捧起企业管理类的书籍来读,周围的朋友也会热心地给他推荐这方面的书籍。


现在赵柏闻正在着手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申请第三方一级检验所资质,这对于公司的未来业务开展至关重要。此外,目前量化健康正在和投资机构谈Pre-A轮的融资,大概融资1000万-2000万人民币,主要用于业务、市场拓展、渠道,以及科研方面,一两个月便可敲定。


年初,赵柏闻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是罗伯特·弗罗斯特《少有人走的路》中的一句话,“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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