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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大学教育 学生何时能开中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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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延龄,男,医学博士后,中医主任医师。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内科主任,兼心脑病科主任。主持或主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2项,主研省部级课题3项,发表论文30余篇,主编或参编著作6部。擅长中医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及疑难病。


“我们年轻时学中医,三五年出师,基本都能自己开方子,且多有显效。现在,从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学生,别说学了五年、七年的,甚至读了九年的,有多少人能按经典中医理论开方治病?”同仁堂中医医院内科主任肖延龄主任医师对当前合格中医人才短缺,不禁忧心忡忡。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肖延龄主任,是一位地地道道、医术高超的中医大夫。原在一家综合性医院,因中医门诊量不大,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他,就于几年前“跳槽”到了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同仁堂中医医院,现在是门庭若市、一号难求。长期在中医临床一线战斗的肖主任,深知合格人才对中医药继承发展的重要性。


“中医的生命力在于疗效,疗效要靠众多合格、优秀的中医大夫来保障。”肖延龄说,“近几年来,中医药事业发展成就不少,国家财政的投入也不可谓不多。‘中医西医化’倾向也有所改观,但总体上仍未得到有效扭转,合格中医人才短缺即是明证。”


简单模仿西医教育模式,中医教育、科研和中医临床严重脱节


肖延龄指出,在以前,国内各大中医院校刚建立的时候,都是请具有丰富临床、实战经验的名老中医去教课。而现在,各中医院校内的老师,绝大部分都是“学院派”,即从学校毕业直接留校任教。


“中医诊治能力的提升,是长期临床实战中不断地‘悟’的结果。自古以来一直如此,别无他途。这也是中医区别于西医最大特色和优势——望闻问切、辨证施治的必然要求。”肖延龄强调说。


“并不是说‘学院派’不重要,其实,他们在中医药知识普及、相关文化历史研究等方面,更具优势。但如果临床教育以‘学院派’为主,老师论文写得很好却没有临床经验,讲授的课程只能是一些空泛的理论。现在很多从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大夫,临床知识和经验均严重不足,甚至到了无法开中药方的地步,也就不难理解了。”


“国家近些年来对中医药教育、科研的投入也在逐年增加,但分到临床上面的很少。中医是门实践的学科,临床在中医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不存在类似于西医那样相对独立的科研体系。中医的教育、科研和临床密不可分,且其科研、教育应服务、服从于临床。国家对中医药教育、科研进行投入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不能把他们割裂开。”


“相反,西医临床和科研虽然相对独立,但技术上差别较小,刚毕业的大夫也可以很快上手。所以,中医教育、科研不能简单模仿西医模式。”肖延龄认为。


医院“转科”等政策,加剧中医整体诊治水平下降


目前,很多医院对招收的中医专业毕业生,采取“转科”制度,即先去各西医科室轮岗学习。肖延龄表示,这种轮岗制等于迫使中医大夫去学习西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医大夫整体诊疗水平的下降。肖延龄直言:“中医和西医完全是两种理论体系、两个思路。


中医院校毕业生本来中医知识功底就有问题,中医的临床思维模式还没有建立,刚一接触临床又是西医,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中医临床思维,最后只能是中医大夫越来越‘四不像’,既不是真正的中医,更不是真正的西医,其疗效可想而知。现在有的中医大夫给病人开中药方,第一次没效,第二次还没效,第三次直接就改开西药了。”


收费政策忽视中医“人”的价值,中医大夫待遇偏低导致人才队伍萎缩


从医疗费用方面来看,中医一些门类的诊疗费可以说低到令人咋舌。以针灸为例,目前公立中医院对针灸的收费,依旧沿用上世纪90年代出台的标准,即每次针灸收费4元。


“针灸作为中医中最为国际上所认可、接受的治疗手段,在国外收费很高的。”肖延龄说,“以德国为例,早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在德国第一次接受针灸治疗收费120马克,第二次开始每次90马克。这和我国收费标准相差以百倍计!即使在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次普通针灸收费,也比咱们高十倍二十倍都不止!”


“搞针灸的大夫,扎半天针,最后连工资都开不出来,谁还愿意继续干?”肖延龄问。


究其原因,肖延龄认为,也是“中医西医化”在作祟。“在西医治疗费用中,各种医疗仪器设备检查费用占了不少,越是使用价格高昂的高级仪器设备,检查费用占比越高。在这种模式下,靠三个指头搭脉、一根银针治病的中医,自然吃亏不少。一根针能值多少钱?殊不知,中医大夫的疗效,是靠多少年的积累、修为,才能达到!但这部分属于‘人’的价值,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体现。”


现实中,一方面合格的中医院校毕业生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不少中医医院迫于生计,纷纷增加西医科室,增加采购各种西医仪器设备检查项目,以增加医院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有中医院招人更愿意招收西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我河北老家的县中医院,宁可要一个西医专业的本科生,都不愿意要中医专业的硕士。”谈及此处,肖延龄甚感无奈。


将西药理化成分的“毒性”标准,简单套用到中药上,从而产生对中药“毒性”的误解,进而错误地限制中药使用,严重制约了中医药疗效的正常发挥和中医药的正常发展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如,十多年前的“关木通事件”,导致监管部门在中药中禁用关木通这味药;近的如,不久前炒作的所谓“何首乌毒性事件”,又出现了对中药的一阵口诛笔伐。


谈到这一现象,肖延龄甚感不解。“西医所谓的‘毒’,是从理化指标上而言的,只要某种有害物质超过一定含量并被检测到,就是有毒。而中医所谓的‘毒’和‘毒性’,是从药性而言,指的是一味药温凉寒热的属性,本质上是一种偏离于平衡状态的‘偏性’,和西医的‘毒’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此其一。”


“中药是靠‘毒性’来治病的。中医认为,人生病是因为受各种内外邪气的干扰,人体出现了偏离正常健康、平衡状态的某一种或一些‘偏性’,从而导致人外在表现为‘病’。要治好这些‘病’,就要用与生病时人体表现出的‘偏性’相对的另一种‘偏性’,把身体状态‘纠正’回正常、平衡的状态。这个另一种‘偏性’,在中药上就表现为‘毒性’。这是中医药治病的根本机理,与西医用药的消炎、杀毒等,完全是两个体系。此其二。”


中药的‘毒’是相对的。对于健康的人来讲,中药是不能乱吃的,否则中药就是真正有‘毒’,对人体有害。而对于病人而言,只要大夫辨证施治,中药的‘毒’就是能治病的好东西,不是真正的‘毒’。即使检测到中药含有某种成分,被认为有毒,但通过正确的炮制、使用合理剂量及使用时间,或与其它药物配伍,这种毒性是会减至最低或不表现的。


比如,赤芍可以减弱马钱子的毒性,当归可促进关木通中马兜铃酸A的降解转化或抑制马兜铃酸A的溶出;生地、丹皮与关木通配伍,均可降低马兜铃酸的溶出而降低毒性等。同时,在治疗过程中,大夫开方子使用不同药进行配伍,配伍的原理就是不同味的药材相生相克、君臣佐使,一方面把不同药材中可能对人体有害的‘偏性’给克制住,不对人体造成伤害,另一方面,把不同药材中对治病有用的‘偏性’给充分发挥出来,尽快治好病。


而且,随着病人身体的恢复,原来的方子就不适合病人当下的病情,大夫隔一段时间就调一次方子,根据病人身体状况的改变调整药方的配伍,使得不同时间开的药方,总是最能符合当时病人的病情,发挥最好疗效。一个越是合格、高明的中医大夫,越能明白、掌握、运用配伍之妙,疗效就越好,就能真正做到药到病除,且没有副作用、后遗症!此其三。


“我分析了一下,现在所谓中药‘毒性’事件出了问题的,一个是药本身有问题,比如中药制剂,这在中医经典理论上根本就没有,完全是按西医理论搞出来的。另一个是西医开中成药,不按中医辨证施治开药,何首乌再好,天天吃、吃两年能不出问题么?再一个就是中医大夫不能按中医经典理论开方治疗,自然疗效不佳甚至容易出问题。反之,合格的中医大夫,能按照中医经典理论开方用药,而且药本身也是合格的,疗效自然就会显现。”


“片面、绝对地以西药理化标准,来定性、定量套用到中药身上,这种现状如不能切实改变,‘中医亡于药’‘中医亡于医’绝不是危言耸听!”


肖延龄也表示,近几年来,中医药的发展情况总体好于前些年。比如,国家对中医师承教育越来越重视,已不再是以前单一的学院教育体系;再如,国家对中医药的投入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但相关政策、制度还不配套。比如,师承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还是要通过和学院教育体系一样的考试,才能获得行医执照。”


肖延龄主任表示,“当下,中医药发展面临这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应抓住这个机遇,彻底扭转‘中医西医化’的局面,这才是中医药事业实现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具体而言,对中医药单独立法,加快符合中医药特色的中医药法出台进程,建立独立的政府监管、评价与监督等体系,应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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