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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不应成为医院的私有财产

医生是社会的财产,不是某院院长的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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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如何流动,完全是看制度。美国的医疗体制是不是中国医改的目标呢?我认为,美国不应该是我们的目标,但是美国制度中的很多理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了解过很多国家的医疗制度,都觉得别人好,但是千篇一律的“感慨”是:制度不一样,我们是学不了的。


其实,“学习”与“照搬”是不同的概念,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学习人家政府办医的理念呢?为什么不可以参考或改良一些好的制度呢?说多了美国的例子,现在就说一下英国的。在英国,90%的患者由全科医生首诊,需要转诊的仅10%,绝大多数由全科医生完成治疗,医院的宗旨就是少设门诊。在丹麦,90%的病人不在住院,而在门诊。

 

我们中国呢?2012年,全北京总诊疗1.92亿人次,其中在社区中心就诊的人次仅占21.3%,三级医院则承担了42.1%,而且在协和与在社区看病,医生服务价格相差不多于2元。


过去,我们批判“贪大求洋”的思想,现在“贪大求洋”的思想在医疗行业非常盛行。大医院伴随着大门诊、大医疗、大设备、大住院,而人们的就医观念也是:有大医院,我为什么不去大医院呢?现在,我们提出要控制公立医院盲目扩张,要大医院分流病人,来自医院和民众的质疑声此起彼落,而实施过程一直不能奏效。


按理,像中国这样的体制,要纠正大医院门庭若市的现象本比其他国家更有优越性,为什么做不到呢?关键点在于地方政府已经不想也“没有”办法“供养”医院了,对自己办的医院实际上采取了“放养”。


而公立医院却只能在非常狭隘的管理思维下将医生“圈养”了,把医生当作每一个医院的私有财产,甚至有人担心“把医生都放出去了,那么多专科医生怎么活,专科医生培养多难呀!”这种怀疑正好说出了现行制度的弊病!


为什么国家培养出来的医生如此恋厩,离开医院就无法生存?再就是确实需要好好反省中国医生的培养与培训制度,为什么培养出来的医生差异这么大?是医院不够大的问题吗?如果认为只有在大医院才有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只有在大医院才能活,这叫什么医疗制度呢?如果一个大医院的专科医生离开了大医院就活不了,这怪谁呢?


在市场化的美国,医生的培养是国家的任务,培养出来的医生不管在盈利性医院还是在非盈利性医院,他们都是为民众服务。假如医生是社会的,医生的服务是为民众而不是为医院,那情况又将如何?我从一位开明院领导谈话中得到这么一种认识:“允许公立医院的医生在规定的非公时间多点行医,大可不必认为他们拿着医院的工资、公有时间出去赚钱。公立医院的钱都是国家的钱,国家出钱培养医生不是为了税收而是为了给老百姓看病。所以,只要医生多点执业是去给老百姓看病,对国家甚至对医保体系来说,都是正能量。医生是社会的财产,不是某院院长的私有财产。”


最近,在中国大地为了一个大学的简称吵得沸沸扬扬,也有学院为改名上下奔波,这不是校长和院长的错,本身就是科举制度、财政制度以及民众世俗的眼光所造成。而世界的名院名校是历史的沉积,不是改名而成名。比如,美国麻省总医院虽然是叫“总医院”,但床位不到1000张,克利夫兰诊所是美国最大的医疗机构,但医院总部也只有1400张病床,整个系统也就4000余张,人家叫的还是“clinic(诊所)”呀!可它拥有心血管、泌尿、病理等好几个全美国最好的专科。这clinic拥有5万医生,难道这些医生都是医院养的吗?还有叫school、college的世界知名学校不少。


《人民日报》关注到医生流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这一公里障碍貌似在院长,其实不全是。医院院长不同意自己培养出来的医生自由出入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但是他们有两个重要的结:一是留住有用的人与淘汰无用的人。目前,有一些人留在该医院难以发挥作用,但在其他医院也许更能发挥其特长。对于这些人,有医院想炒但炒不得,有医生要走但走不得,人员难以流动。二是“我是院长”和“我不是院长”的结。我曾经在一些研讨会上直接问院长:假如你不是院长,你支持医生多点执业吗?院长很坦率地说:“当然支持!”显然,院长的内心其实也希望多点执业,所以这是一个屁股指挥脑袋的管理问题。归根结底,这些结的形成是制度所造成的。假如院长的最长任期不得超过10年,那么他不会不为自己将来的后路着想。


我们再设想一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医生走向社会人的时机日趋成熟,禁锢医生带来的结果就是医生逃离,因为别的医院开出更加宽松的就业条件吸引医生。假如其他政策障碍也打开了,编制取消了,福利社会化了,医生不再凭“论文”和“职称”定工资奖金了,支付制度改革了,一个开放式的医疗市场形成了,那么医生就不在乎医院的等级,自然就流动起来了。这时候,院长的思维方式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医生不再是医院的私有财产,从医生求医院到医院吸引医生,因为医生选择的是适合自己发展的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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