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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说话?

大约12万年前,在德耶巴纳河(Oued Djebbana)附近的沙漠中(今尼日利亚北部),有人找到了一些小海贝壳。这些贝壳是一种学名为Nassarius (Plicarcularia) gibbosulus的织纹螺——一种生活在地中海浅水区、葡萄大小的海洋腹足类动物(类似于花园蜗牛)。它们曾被钻孔并做成串珠,可能是要用来做项链。


这证明了人类学家说的“象征式行为”(symbolic behavior)——把海贝用于装饰和美学目的——可远溯至12万年前,如果这事本身还不够引人瞩目的话,那德纳巴耶河所在的位置就应该足够:那里是距海约193千米(120英里)的内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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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在16万至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几万年后,人类发现了那些海贝,那时候,所有的人类部落还以捕猎采摘为生,只有最原始的工具技术和住所。发明农业耕作需要再过11万年,而金属加工和书写又得在那之后过上大约5000年才出现。那时没有路,也没有买东西的市场。


然而,在德耶巴纳河以及地中海附近的其他几处古迹上,有证据表明人类曾参与经济活动。我们的祖先在最远古的时代就开始了贸易。那些贝壳肯定是被运到内陆的,还经过多次转手,一次又一次地用于交换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如今,这种行为已被习以为常,由此生发的商业活动成了世界经济的基础,但是人类的经济交易,例如那些发生在德耶巴纳河的,走在了其他物种的前面:没有任何其他动物那样做。哪怕是我们已灭绝的近亲——脑容量较大的尼安德特人,他们与那些在阿尔及利亚交易串珠的人类生活在同一时期。就算是他们,除了散落在浅墓坑里的些许花瓣外,也没有留下什么有说服力的象征式行为或贸易证据。


原因也许是这样,即使最简单的交换也需要一套复杂规则与相互理解:我怎么就能相信你会给我一些与我的贝壳等价的东西?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偷了我的东西就逃跑?我们怎么才能先在双方物品价值上达成一致?


从某些角度看,上面的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的答案也许能解释有关人类的另一个谜团:我们拥有语言。


正如我们是唯一拥有复杂贸易和交换体系的物种,我们也是唯一拥有语言的物种,而语言的起源可能缘于我们最早的经济行为。


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大脑演化带来了多种用途的认知机制,语言以及贸易是自然而然地发源于这些机制。不过,语言是如此专门化,贸易的优势又如此强大,人们有理由相信,自然选择锁定了语言,使之作为一种方便的适应手段。我倾向于认为我们的语言是一种社交技术。我们的物种演化出了贸易和专业分工,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复杂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各种需求,而语言是用来管理这些需求的。也许,我们之所以能获得语言(没有其他物种做到过),是因为我们是唯一拥有谈资的物种。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所有的动物都进行交流,无论是通过咕噜声、口哨声、吠声、捶胸、咩咩声,还是气味、颜色、化学信号、吱吱喳喳或吼叫咆哮。这些熟悉的情景、声音和气味的强度与持久度各不相同。它们可能表示一只动物的地位、意图或身体力量;它们还可能被这只动物用来说明已发现捕食者,或向周围的亲属发送一条信息,告诉它们此刻危险已逼近。


另一方面,人类语言则是复合结构的:我们交流所用句子由分散的词构成,这些词分别发挥主语、谓语和宾语的作用,这是我们独有的:“我踢了那个球一脚”、“她给那台电脑编程”。与动物交流不同,人类语言允许我们对主语、谓语和宾语进行组合和再组合,从而产生千变万化的信息:“我踢了那台电脑一脚”。


因此,虽然你的宠物狗能告诉你它生气了,甚至能表达它生气的程度,但是它没办法复述自己的狗生故事。相比之下,我们能用自己的语言展望未来、与他人分享观点、从过往的智慧中获益。我们能制定计划、谈妥交易、达成协议。我们能向中意的配偶示爱,还能威胁敌人。我们能描述做事的方法,以及需要避免的东西。我们能表达讽刺、惊讶、喜悦、忧虑、悲观、爱、恨、欲望。我们能表现得聪明或勇敢、精准或刻意含糊。


为了找到语言为何对经济活动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现在来考虑以下稍显滑稽但是具有说服力的情境,这些情境在过去可能发生在你和部落同伴之间的。我们假设当时语言能力基因尚在演化,因而不是每个人都能使用语言。


你擅长做箭镞,但是完全不会做箭镞连着的木杆。你知道有两个很会做箭杆、不太会做箭镞的人,其中一个人住在附近村子里,但是那里的人还没获得语言基因,而另一个人住在你们村,村里语言已经普及了。


你找到附近村子里的那个人,在他面前放下一堆箭镞,希望他能明白你想用箭镞换做好的箭,但是他认为箭镞是礼物,笑了笑,收下东西就走了。你追上他,用尽各种手势,之后你们扭打起来,最后他用你自己做的箭镞捅伤了你。


现在,我们重新来过,试想你找到本村那个会说话的人。你在他面前放下一堆箭镞,说:“我希望用箭镞跟你换做好的箭”。她回答说:“把你的箭镞给我,我会装上箭杆,一周内给你一半数目的成品箭。”你同意了那些条件。


事情完成了?还没有。因为你还面临着一个两难抉择:制箭者会真的遵守诺言,还是带着你的东西一走了之?你不知道,然后去问熟人,他们向你保证那个制箭者值得信赖,随后交易继续。


如果没有语言,这笔交易可能也会完成,但是有了语言,交易过程中就可以议价,并达成公允价格。此外,制箭者在与其他人先前的交换中获得的好名声,最终给这笔互惠互利的交易一锤定音。    


因此,我们这里获得的不仅是一个关于语言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还是一个很有可能的解释。现代人类的决定性特点是我们社交行为的复杂性。在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在与直系亲属以外的人进行贸易或交换。被占便宜的风险以及对商量协议条款的需求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语言的发展。语言可以把我们的技术和名声传播出去,让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也能耳闻。语言拓宽了贸易的范围,提高了贸易的复杂性。


一旦这种促成贸易的心理学机制变为现实,人们就能专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然后用自己的物品或服务交换自己不太擅长做的物品或事情——就像我们上面举的假想例子。


这条经济原理被称为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由19世纪思想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为世界范围内的专业分工和自由贸易协议奠定了基础。但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想清楚,要是没有语言,我们就不可能成功地运作这个复杂的体系。


鉴于此,我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交技术。对于其他动物,它们不参与贸易或对贸易活动的协调。它们每天基本上都做同样的事情,因而基本上没什么可说的——至少,它们现有交流形式已足够承载所需信息,没有更多可说的。于是乎,自然选择从来没有赋予它们像我们一样的昂贵语言器官。它们压根就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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