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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伤医,悲愤和控诉也许是最无用的姿势

面对龙门县恶性袭医案,任何语言好像都是苍白的。看到朋友圈疯狂转载的各种悲愤的文章,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恍惚:一切都像重演。同样的话,“严惩凶手,还医者尊严”,说了三四年,我们究竟想表达什么?没有事实表明法律会有意袒护凶手,而所谓的职业尊严,在生命面前又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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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愤的情绪总是爆发式地聚集,然后默默地散去,最后一切又归于原状。就在昨天,多年研究医患纠纷的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老师又一次推送了他那篇经典的文章,《伤医事件的三级预防》。在这篇文章中杨震老师用极其冷静的笔调总结了自己多年干预医患纠纷的经验,非常具有实操性。虽然这些方法无法杜绝所有的伤医事件,但是它们能极大地帮助我们删选大部分危险因素。

 

但是我们深刻怀疑,怀疑有多少医院真正组织过医生学习过这些方法,指导医生如何分级危险因素,并在内部管理上想办法排除和管理一些危险因素。也许就像我们从小就看到的地震逃生指南,或者被仍在角落的火灾急救指南,所有人都被告知它们很重要,但是只有极少数的人有机会严肃地演练那些法则,并让它们成为本能的一部分。而这些技能如若不能成为本能的一部分,就没有任何意义。

 

在知道与行动之间,隔着的是我们对世界的态度。其实在杨震老师此前的文章中,他也盘点过政府为避免恶性伤医事件出台的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有收效,但是没有大改观。因为很多时候行政文件除了“上墙”之外,就没有其他真实的应用场景了。

 

就在两个月前,朋友圈还曾经疯传过希望政府通过判贩卖儿童者死刑来杜绝此类事件发生的情绪大爆发。但随后冷静下来之后,很多理性客观的分析告诉我们,面对这类复杂的社会学问题,把解决方法单纯寄希望于政府的一纸法令,其实是对现实的逃避。很多人都希望政府能为这件事情开一剂特效药,但是我们面对的却是一场时代的慢性病。我们需要更好的治理暴力的大环境,但是真正奏效的可能是我们付诸努力的日常行为。不要让受害医生的伤痛仅仅成为舆论推动大众情绪的工具,这样痛苦除了被消费之外,看不到任何缓解的可能。


这个时候保持理性不是装逼,而是保卫生命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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