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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说:单方面降低药占比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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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占比是什么?


药占比是指药品占医药总费用的比例,计算公式是药品费除以总费用。在医院管理层面,这个怪异的考核指标一直牵扯着许多部门,俨然成了治理“看病贵”的良方妙药。


说实话,降低药占比喊了很久,却是起色不大,甚至有岿然不动之势和变装潜伏之嫌。时间一长,降低药占比已经成了一个大叔级的话题,有些顽固,你喊你的他干他的。


控制药占比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认为,对药品的控制开始源于药品贵,现在则更多关注滥用后的影响。医疗并不发达的时候,细菌也好,病毒也罢,医生并不一定搞得清它们的种类、性质与来源,尝试性的用药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哪怕是现在,很多人总还是寄希望只通过药品来解决问题,可以肯定,“药到病除”有一半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吃药治病理所当然,对药物外的治疗往往并不在意。


现在,控制药占比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理论上应该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解决药物滥用,特别是抗生素滥用问题,抗生素的滥用已经是全球性话题,中国尤为突出;二是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贵在药品没人会不认同,少用药品,费用自然就会有所降低;三是解决治疗不规范的问题,一味依赖药物“后果很严重”。


药占比能降低吗?


药占比能降低吗?看似这样的问题设计很愚蠢。但是,并不见得我们不可以推敲制度、质问历史。基于以下推断,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定位成伪命题,因为它的不可操作性问题很多。首先,对病人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治好病,如果医生能够药到病除,哪怕全是药也不一定是坏事;其次,没有关联指标的控制,降低药占比就是一场暗箱中的魔术──看似成功了,其实一切都是假把戏。比如感冒,10元感冒药解决问题(药占比为100%),总会比8元药品费加92元检查费划算得多,尽管后者的药品费降低了,尽管后者的药占比只有8%。


我们已经知道了,药占比是药品在总费用中的比例。在它的计算公式中,药品费用是分子,医药总费用是分母。我们一起来设想一下,在总费用不受控的情况下,医院只需做大“分母”,就可以无端提高总费用来达到降低药占比的目的。


可见,降低药占比在操作层面上漏洞很多,何况统一下达药占比控制指标并不见得公平。事实上,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临床方向,“方向”不同,治疗的手法不一样,药品的占比也就不一样。比如,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不一样,专科医院与专科医院之间也不一样,内科比外科的药物就一定用得多,内科中的神经内科比呼吸内科的药物用得多,精神病人几乎全部靠药。在一家医院,药物治疗的科室越多,其药占比一定很高。这样看来,药占比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重要,一味地控制药占比还有可能阻碍治疗效果。


缓解看病贵手法很多


看病贵不贵,一是看病治没治好,二是看单次费用高不高。单次费用(或叫次均费用)是最关键的指标,而药占比只是整个费用控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指标。


缓解看病贵,需要把控的环节很多,单纯依靠降低药占比这一招难见其效。减少抗生素的使用,控制辅助用药的份额,实现精准用药还需要诸多工作要做。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必须对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的次均费用进行控制,或有效地降低药品的采购价格。只有对单病种前置了次均费用的指标,降低药占比才会体现它应有的价值与意义。


现在,降低药占比是伪命题,但不是说不要这个命题,更不可因噎废食,必须要转变观念、完善考核。要真正缓解“看病贵”,医院也只能做医院能够做到的事情,比如缩短住院床日,加快病床周转,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必要时考核大型检查的阳性率等等,单方面降低药占比走不稳也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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