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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吃饱吃好,转基因并不是人类最好的选择

人类自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环境和生态就承受着日益沉重的负荷。工业文明,指的不仅是工业的异军突起和独树一帜,更包括工业对其它产业的渗透,尤其是农业。按照工业模式打造的农业生产,被称作“工业化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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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农业凝结了一系列从工业生产那里移植过来的新理念,如专业化分工和流水作业,大规模高额投入,以及自然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这些理念贯彻于农业生产中,就造就了下列特点:大规模单一作物或动物的种植养殖;农业劳动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化肥、农药、农膜、激素和抗生素为代表的化学产品和生化产品的大量施用;以杂交和转基因为代表的生物育种技术的运用。因为工业化农业对化肥农药等要素的高度依赖,有时又被称为“石化”农业。


工业化农业的很多特点,一方面把农业和大自然的天然纽带切割得四分五裂,从而削弱了大自然滋养农业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日益造成食品污染、环境退化和生态失衡等问题,从而威胁到人类个体的健康和人类种群的生存。从地力下降到水质污染,从蛙鸟灭绝到抗药害虫,从沙尘暴到毒雾霾,从激素鸡到漂流猪, 工业化农业的很多负面影响都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


那么当代农业是否真的离不开工业化模式,人类是否真的只能吞下环境生态恶化的苦果?近来,一部名为《未来的收成》(Crops of the Future)的纪录片横空出世,为的就是帮助我们思考这些问题。这部纪录片由法国资深电影人玛丽-莫妮克·罗宾(Marie-Monique Robin)执导,2012年就已在欧洲首映。但好事多磨,直到2015年2月台湾公共电视台引进播放了带中文字幕的版本,这部切中时弊的纪录片才算正式和广大中国观众见面。


其实罗导不是第一次拍摄这样的纪录片了。此前,她执导的《孟山都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ccording to Monsanto)和《毒从口入》(Our Daily Poison),聚焦工业化农业的巨大危害,就已经引起了国际轰动。这次推出的《未来的收成》,又着重探讨拿什么来代替工业化农业。从问题到出路,这三部纪录片构成了罗导的农业三部曲。


从质疑到求证


古往今来,针砭时弊的作品并不鲜见。但要想和牢骚满腹、愤世嫉俗划清界限,就得更进一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证明自己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否则,“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行你上啊”的责难就会铺天盖地而来。罗导的前两部重在揭露问题的纪录片虽然引起了国际轰动,但在逻辑上却还欠缺寻找出路的关键一环。果不其然,法国农业部长和法国食品工业协会会长这对官商组合,就借着2011年初法国电视二台一档电视辩论节目的机会,向罗导发出了犀利的质疑:“不用农药,农业就会减产,成本就会上升,世界上那么多人口又该怎么养活?除了使用农药,我们别无选择!”


这样的场景,又是何等的似曾相识。加拿大著名社会活动家娜奥米·克莱恩就曾在2004年记录阿根廷工人夺厂运动的影片《工人当家》(The Take)里,被英国广播公司“针锋相对”(HARDtalk)栏目的主持人蒂姆·塞巴斯蒂安追问,“你说现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策不好,那你又能给出什么更好的替代性方案吗?”这些看似咄咄逼人的犀利说辞,其实只是简单粗暴地为现行秩序进行辩护,而且辩护的方式还毫无新意,都是从新自由主义开路先锋、绰号“铁娘子”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那里批发来的。当年,撒相以一个锐意进取的女性身份,抛出了一句铿锵有力的“别无选择”,从而为新自由主义祭起了大旗;而今,撒相乏味的男性传人们,却只能用粗暴的指责,去恫吓同样具有锐意进取精神的女性们发出的不同声音。


被这样的指责所激励,罗导开始了她的环游世界之旅,为的就是严肃求证避免使用农药的农业耕作方法是否也能养活全人类。罗导实地考察了亚非欧美四个大洲五个国家不同类型的有机生态农场,还咨询了十几位来自不同国家和组织的农业科研人员和政策学者。整个影片人物和场景的转换可以说是应接不暇,但观众却并没有忙乱的感觉。这全仗罗导的团队特意设计出的一种“好有爱”的切换方式:一个彩色气球做成的地球仪从罗导的手中飞向天空,遨游世界,在各个受访人之间做着串联接力的游戏,被采访的农场主则会在彩球上为观众指出自己所在的国家。


生态农业的三重优势


影片场景的不断切换,传递着生态农业耕作的丰富信息。影片分散在各处的讨论,形散而神不散,从三个不断递进的层次得出了生态农业不逊于工业化农业、养活全世界人口没商量的结论。


第一个层次是产出。先看两种农业的直接对比。德国温茨家族33公顷的农场通过前十五年工业化农业和后三十年生态农业的亲身对比实践,得出了后者的产出和前者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而且在干旱条件下后者的表现更胜一筹的结论。这个具体结论也得到了美国非盈利机构罗戴尔研究所长达三十年的两种农业肩并肩试验对比结果的支撑。


如果从农田的综合产出看,而不是仅仅从某一种主要农作物如玉米或大豆的产出看,生态农业由于额外生产了草料、树木、粪肥、禽畜等资源,实际上比工业化农业具有更高的产出额。


再看生态农业自身的绩效。马拉维的农林混种模式使玉米单产实现了翻番。肯尼亚的“排斥-吸引”生态技术使玉米单产增长了十倍以上。联合国贸发会议和环境规划署2008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称,生态农业将有望在未来的3到10年将东非的单产提高120%。墨西哥的米尔帕作物混种体系使小农得以自给自足,从而避免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背井离乡流落城市贫民窟的惯常命运。日本人金子美登的有机农场所达到的生产效率,如果推广到全日本,则可以逆转日本目前60%的食物依靠进口的局面,实现完全的食物自给自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生态农业的终极产出并不局限于粮食果蔬和肉蛋奶,它还可以包括沼气、动植物油脂等替代性清洁能源,帮助实现能源的生态化和自给自足。这一点,就又比工业化农业胜出一筹。


第二个层次是投入产出比。如果光看产出,如上所述,生态农业在狭义产出上和工业化农业至少打了个平手,而在广义产出上则还要强于对方。但是问题的另一面同样重要:这样的产出是以多少量的投入换来的?美国密歇根州采用工业化农业的农场主莱塞拥有480公顷的大型农田。他种植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严重依赖农药。近年来由于六种昆虫和杂草对转基因品种和农药形成了抗药性,种田的成本逐渐上升。


相形之下,践行生态农业的在影片中被采访的德国、日本、墨西哥、马拉维和肯尼亚等国的农场则可以利用天然生长的动植物资源“免费”为土地施肥保水,为禽畜喂食;自然界自身复杂的食物链也提供了控制乃至消除病虫害和杂草的答案;不依赖外来的转基因种子公司也可以实现种子的自留自用。这样就可以省下工业化农业必须投在农药、化肥、灌溉和转基因种子等农资上的巨大的且因地力下降和生物抗药性而不断升高的资金。因此,生态农业相比工业化农业具有比较明显的低投入低成本的优势。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农业生态学教授阿尔蒂埃尔更是别具一格地从能量转换效率的角度比较了两种农业。他指出,工业化农资的生产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所以工业化农业的能量投入产出比为1:2到1:3之间,即消耗1千卡的能量,换来的只是2到3千卡的产出。但生态农业的能量投入产出比通常在1:15到1:30之间。从节能的角度看,生态农业的优势是巨大的。


第三个层次是把社会成本包括在内的总成本。由于工业化农业除了自身的生产成本外,还对环境、生态和人类健康等社会公共资源产生了额外的负面影响,这些社会成本应该统计到工业化农业的总成本中去。仅农药一项,工业化农业就制造了巨大的社会成本。美国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家皮门特尔1992年估算美国为农药付出的社会代价为100亿美元。这些代价来自于动物死亡,环境污染和人类患病。16年后的2008年,欧洲议会环境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会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欧洲的农药使用每年导致2万6千例癌患,相关的费用每年高达260亿欧元。


世界农林中心主任西蒙斯则从气候变化的角度看待工业化农业的代价:工业化农业模式由于消耗大量的化石燃料以生产化肥和农药,因此要对世界上14%的温室气体排放负责;另外由于砍伐树木造田,使得自然界的固碳能力被削弱。美国罗戴尔研究所称,生态农业比工业化农业要少排放40%的温室气体。这些思路和数据说明,工业化农业不仅投入成本大,社会代价也令人咂舌。与之相比,生态农业明显是更具优势的。


“喂饱全世界”的表象与真相


上述综合对比,可以引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如果说工业化农业都可以养活全世界,那么,在单产上不分伯仲,而在可持续性上(从投入和社会成本的角度衡量)更胜一筹的生态农业就更可以养活全世界。


但在这里必须要澄清一个微妙的问题。主流媒体声称世界上的食物是不够吃的,而且随着世界人口在2050年达到90亿,现有的食物量就更要实现大幅的增长才有可能喂饱全人类。但是,按照它们的思路,食物量大增长只有靠大力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的工业化农业才能实现,而这又必须以垄断资本排挤更多的小农、砍伐更多的森林、施用更多的化肥农药、开发更多的转基因种子为前提。


这里,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实际上被掩盖了起来。目前73亿世界人口里有8亿多人吃不饱肚子,并不是因为食物总量不够吃。实际上,目前世界每年生产出来的食品即便平均到100亿人的头上,都是够吃的。平均值够用但仍有众多人口挨饿的核心原因就是贫富差距或分配不公问题,这导致了包括很多小农在内的穷人得不到食品。农产品转作动物饲料和生物燃料,以及餐饮浪费等对食物的消耗,常常作为食物不足的原因被提出来,但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较富裕的群体消费习惯的产物,归根结底也是由贫富分化的制度所内生出来的。工业化农业通过排挤小农和采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模式,把很多弱小的农业家庭推到贫困线以下,任其徘徊在饥饿的边缘。


即便工业化农业的大发展可以实现食物生产大幅增长的目标(何况这个目标由于不可持续的高额投入和外部环境生态成本还实现不了),但仅仅因为它必然带来的贫富分化和小农境遇恶化的后果,到2050年也只会有更多的世界人口吃不饱肚子。相比之下,生态农业的发展由于不以排挤小农为前提,再加上投入成本小和社会代价小的优势,势必会比工业化农业更好地实现养活世界人口的目标。


农业范式的两极对立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从根子上反思一下,生态农业到底具备什么样的特性,以至于比占据着主流话语权、被视为“高科技”化身的工业化农业还要出色?对此,影片在很多地方都进行了总结。


本质上看,生态农业的核心理念是回归自然、返璞归真。作为一种以利用自然力为基础的人类生产活动,农业应该尽最大可能发掘和吸纳蕴含在自然界内部的各种资源和能量。对自然界的资源和能量的循环运动规律的认识应该是农业科技的源泉。大自然的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无机界的土壤、水分、阳光等等要素之间,以及有机界的微生物、植物和动物之间,都存在相生相克的生态规律。有机肥可以滋养土壤;一些植物和禽畜可以除害虫和杂草;某些杂草和作物可以用作天然饲料;有机质丰富的土壤和一定组合的植被可以固水。大自然的这些相生相克的生态规律可以造就一个和谐、平衡的农业环境。对这些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得当了,低成本、高产出和无污染就可以是水到渠成之事。


相比之下,工业化农业秉承的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以机械唯物主义为本体论,以隔离分析为方法论的范式。这种范式有其合理的适用范围,但如果不恰当地作为指导一切科学研究的总原则,滥用于对生命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和实践,就会产生严重的缺陷。在医学上,在社会科学上,在医改政策上,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这种范式的缺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有切身的体会。


在农业领域,这种范式表现为对自然生态界整体运动和平衡的割裂,以及对单一要素的痴迷。对于工业化农业而言,整体是可以分割成个体,然后再复原为整体的。一加一等于二就是生化农业的公式。但这个公式忘记了整体不仅仅是个体的简单加总。在实践上,这种隔离分析再简单加总的理念就导致了开辟大规模农田种植单一作物,人工合成农药对付单一害虫和杂草,制作定向转基因种子对付单一害虫和除草剂的做法。相关的成本和投入自然是巨大的,而对自然界的直接破坏(比如森林的消失,水土空气的污染,益虫的死亡)和间接破坏(大自然的报复:比如土壤日益板结,肥力逐渐下降,虫草抗药性的产生,转基因作物的基因漂移)更是难以估量。


针对这些事倍功半、难以为继的做法,生态农业提出了“农业回归自然”的口号。这就是要倡导从整体性原则看待事物、以循环运动的概念把握自然界相生相克规律的新理念。事实上,这样的新理念并不是要当代农业回到技术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而是要求农业科技的研发遵循自然界整体运动的生态规律,从而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科技层次。


影片中对世界农林中心(又称国际农林研究中心)、国际昆虫生理学和生态学中心以及美国罗戴尔研究所农业科技人员的访谈,以及对“排斥-吸引”技术和不耕地栽培法的细致介绍,都揭示出生态农业科技才是最高效对路的农业高科技。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其它范式的农业科技就一无是处;而是说,农业科研和实践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符合自然界生态规律的总指导原则,在此原则之下可以适度地选取不与该原则相冲突的非生态农业的个别成果做有益的补充,比如说一些基于物理学成果的农业机械和灭虫灯等等。


总之,生态农业在根本理念上是和工业化农业相对立的,但并不一味排斥后者的所有具体做法和要素。生态农业是在对工业化农业的缺陷进行批判、对工业化农业的积极成果予以继承的基础上把人类的农业生产水平推向更高阶段的。生态农业并不认同工业化农业单一作物种植或单一动物养殖的做法,但包容后者规模经营、规模经济的考虑,故而可以因地制宜地运用于小农经济和大型农场这两种不同规模的农业经营方式。生态农业反对化肥、农药、激素、转基因等化学、生化、反自然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滥用,但包容机械化、电气化和杂交育种等本质上并不和生态农业原则相冲突的积极的科技成果。生态农业是对工业化农业在更高层次上的扬弃。


有待克服的阻力


值得称道的是,《未来的收成》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论证生态农业可以养活地球人口的技术层次。影片的另一个重点,是通过揭示发展中国家小农破产的原因,来反衬生态农业在现行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下进行推广普及可能会遇到的重重阻力。


影片讨论了两个小农破产的典型案例,一个是墨西哥种植玉米的小农,另一个是塞内加尔种植洋葱的小农。他们的破产基本上是三个因素共同造成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和国际竞争的压力(美国的转基因玉米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占据了墨西哥市场,欧盟的洋葱占领塞内加尔市场),发达国家政府对本国农业的高额补贴和对本国工业化农场把代价转移给环境和社会的纵容(丹麦经济学家甘兹勒本在影片中强调社会成本没有计入其农产品价格),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缺少对本国小农的政策性补贴和扶持。


这些因素的背后,恐怕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影片中多次出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德舒特的活动和采访片段。德舒特的观点是,现行工业化农业秩序下的既得利益财团试图影响和控制政府、市场和学界,以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影片穿插了很多在国际组织、政府、大学和民间非盈利机构中奔忙的官员和学者的采访片段。


他们中间很多是生态农业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们个人及其所在组织的努力,和经济实力强大的工业化农业财团以及政治实力强大的国家机器相比,还处于弱势。为生态农业所做的国际呼吁和本地扶持,要想真正达到挑战目前占主流的工业化农业的目的,除了相关的民间草根运动外,还离不了政府的强力扶持和推行。用俗话讲,就是有关部门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排除利益干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逐步淘汰落后的不可持续的工业化农业,把扶持符合生态文明和社会和谐理念的生态农业的惠民措施落到实处。


中国农业的出路


咋看起来,这部纪录片最大的不足,就是缺少了中国元素。罗导的彩球绕地球转了一圈,足迹踏遍除南极洲和大洋洲以外的各个大洲,但就是没有飞来七百多年前马可波罗都曾来过的神州大地看个究竟。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一个以农村改革开启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接轨新时代的新兴市场金砖国家,一个处于工业化农业和生态农业争论前沿的拥有特色政经体制和无限政策潜力的东方大国,竟然未入罗导的法眼,着实令人费解。


影片中还有一个隐含的细节,也发人深省。2005至2007年,联合国多个部门和世界银行牵头组织了超大型农业政策评估项目“国际农业科技促进发展评估”。该项目由来自全球六十多个国家的四百多名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可以说高大上都占全了。影片采访了该项目的共同主席,美国华盛顿千年研究所所长汉斯·赫伦。他指出,这个项目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支持生态农业。笔者从网上查阅了这个项目在2008年最终出台的题为“农业处在十字路口”的全球报告。这个报告附列了报告撰写人和同行评审人这两份名单。


在报告撰写人名单中,来自中国的只有中科院的黄季焜一人,而同行评审人名单中则干脆就没有来自中国的名字。相对于从美国到阿曼,从法国到乌干达的这些在两份名单中皆榜上有名且时常人数众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对报告的参与度确实有些抱歉。或许,中国对世界最新潮流的关注和借鉴并没有国人自己想象的那么肯切和热情?又或许,国际机构和世界学界对中国应有的地位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公平的对待?千问万问或许可以化作一个终极追问:中国在农业政策领域真的是一个洞悉世界动态,保障科学决策的大国吗?


不管有没有中国元素,影片讨论的内容、揭示的道理对于中国当前的农业发展道路还是有着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的。


对于化肥农药激素等化工产品和生化产品的滥用所导致的环境生态和健康危害, 争议好像并不大。只要存在有效的替代性选择,这些产品的逐步退出便是大势所趋。问题的真正焦点,还是在那想回避都回避不了的农业转基因技术上。既然无法回避,那就干脆把问题谈个透。目前为止,关于农业转基因技术的讨论可谓是信息爆炸,炸向四面八方。在这一团乱麻的信息中,你可以摆出力求客观公允的姿态,争取做出一个平衡折中的结论,但结果很有可能是两边不讨好。最重要的是,从探求真理的角度讲,这种做法就是十足的捣浆糊和不负责任,和科学丝毫沾不上边。笔者的思路,是找到一条主线,这条主线抓住了,就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效果,把各种信息按照重要性的不同层次梳理好。


农业转基因技术最重要的主线是什么?当然不是增产问题,因为增产只是多少的问题,或多或少固然重要,但毕竟只是程度问题,因而算不得最重要;也不是贫富分化问题,因为贫富分化是转基因之前就存在的问题,转基因只是加重它或是削弱它,也只是个程度问题,因而算不得最重要;也不是身体健康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重要,但是个人可以选择性回避转基因食品,而且每个个体也有自己的耐受力,因而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局问题,故而不是最重要的主线;也不是对除草剂等化学品的纵容问题,因为这样的环境危害也只是一个程度问题。


最重要的主线应该是对自然生态秩序的破坏问题。必须看到,转基因技术在本质上不同于杂交技术。后者是对自然界已有现象和规律的自觉利用,而前者是对自然界基本秩序的人为重组。人类对于生命现象的认识还远未达到可以掌控或评估转基因技术的后果的程度。因此,任何认为农业转基因技术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比例是可以进行可靠评估的观点,都是根本错误的。这就好比对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进行评估一样。任何数量模型都是采用有限的变量、用静态割裂的方法来评估其风险。


这样的风险评估对于长期的演变过程,对于整个社会所要承担的系统风险和后果,都是无意义的。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评估越低,其对于泡沫生长的促进作用倒反而会越强,最终泡沫破裂演变成全社会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生态风险从人类现有的认知能力上讲是不可评估的。在风险未知和安全性未有科学定论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中国签署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补充条款《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中阐述的“防患于未然”的原则(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把农业转基因研究牢牢限制在实验室的范围之内。


抓住了这条主线,转基因问题就已经解决了。既然现有自然生态秩序的维护和人类的种群生存有可能受到转基因技术的威胁,而且这种威胁的系数不可预知,那么转基因技术就不应和农业挂上钩。至于转基因对于农业增产的效果,对于减贫增收的效果,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对于除草剂施用剂量的影响,就都不必再议了。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固然可以丰富人们对于农业转基因技术社会后果的认识,但是不管其结论如何,也都无法推翻主线上的讨论结论。


好在生态农业已经为21世纪的全球农业指引了新的方向,我们不必再把转基因技术当做救命稻草,也不必为该技术被束之高阁而感到可惜。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怎样发展中国的生态农业上来,毕竟相较于工业化农业,生态农业拥有投入小、产出高、无污染的优势。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古典生态农业就曾经取得过养活4亿人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改和合作化,中国的农业发展在社会制度方面的优势也得到了释放。毛泽东适时总结的农业“八字宪法”,在农业集体经济的新制度背景下,对中国当代的生态农业提出了方向性的指导原则。


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这八个要素,把农业嵌入到了精密运转的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中去,同时也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工业文明可为生态农业所用的积极成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八个生态农业生产力要素中的每一个,都需要打破传统小农经济的界限,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潜能。 集体经济条件下,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杂交育种,从农业机械化到病虫害防治,中国农业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新世纪以来,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在山东弘毅生态农场所做的新型生态农业试验也表明,适度规模经济才是生态农业最适合的土壤。


三十多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表明,没有了集体经济的制度框架,生态农业生产力诸要素的发挥就会遭受不同程度的阻碍。这时,工业化农业就会以短期便利的诱惑趁虚而入,成为小农经济的首选。而农村制度变迁引发的新的贫富分化,也先后导致了以“专业户”和“资本下乡”为表征的两轮规模经济的出现。但这种规模经济,是工业化农业理念所主导的,同时也不再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由于工业化农业成本高、可持续性弱的特点,不论是小农经济还是规模经济,都面临着一定的生产困境。再加上市场波动和资本投机的负面影响,工业化农业即便不谈其环境和生态代价,就单看农业生产本身,也很难托起中国农业发展和食品安全的未来。


回到现实,一条本没有希望的工业化农业之路在资本运作的强力推动下却还在顽强地向前延伸着。跨国资本为挽救沉淀投资而做出的最后一搏,把农业转基因技术塑造成了某些人眼中的救命稻草。这一切,无视的是转基因未知的生态风险,无视的是工业化农业模式继续发展下去会进一步加剧的环境、生态、食品、健康和收入分配危机。


中国的农业发展需要从资本运作的迷幻中走出来,复归以人为本的正确思路。生态农业模式和合作化规模经济相配对,是能够达到增产增收、保障就业、减少贫困、净化环境、生态和谐等良性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但是尚处于星星之火状态下的生态农业可否获得燎原的契机,还有赖于下至草根、上至政府的实际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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