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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贵,医疗行业生病了吗

医疗行业与制造业以工资竞争劳动力,使得劳动生产增长率较低的医疗行业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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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医疗支出都有显着增加。由于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医疗支出都是由政府出资的,快速增长的医疗支出导致了公共债务的大幅增加。实际上,医疗支出的持续增长不仅仅限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显露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以中国为例,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约 3%上升到2008年的大于5%。


伴随着经济改革,中国医疗体系也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医疗改革始于1978年,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始于1985年,之后医疗行业开始具备明显的市场化特征。政府减少医疗投入,推高了病人自付医疗支出。如果把医疗支出分为政府支出、个人自付支出和社会支出三部分来看,政府支出和社会支出逐年减少,病人自付医疗支出显着增加。


病人自付医疗支出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20%,增长到2001年的60%,又略下降到2006年的49%。病人自付比例远高于2006年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18%的比例。高昂的医疗支出不仅成为中国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也使得医患关系紧张。在一些民意调查中,“看病贵”已成为一种主要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因此,政策决策者正在寻求有效途径来遏制医疗支出增长的现状。


我们接下来就对高昂的医疗支出出现的可能因素进行分析讨论。


人均收入。哈佛大学健康经济学家约瑟夫·纽豪斯在1977年经典的研究中,从13个OECD国家的数据发现人均收入可以解释国家间医疗支出差异的90%。之后,大量研究(包括基于中国数据的)结果显示,医疗支出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有正向关系。


老龄化。医学研究表明,六十五岁以上老年人口的人均卫生支出大概是六十五岁以下人口的三到五倍。具体而言,老年人生理年龄上升增加个人在长期医疗服务(监护护理服务和家庭护理服务)上的支出,而老年人离死亡时间减少增加个人急救护理(住院和医师的服务)支出。


技术进步。医学研究发现,先进的医疗技术在提高就医质量的同时推高了医疗服务成本。再者,医护人员向病人推荐个人可支配性先进医疗技术服务,比如说稳定心绞痛的医疗技术,也使医疗支出增加。


环境污染。环境经济学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会出现环境污染加剧的情况。最近以中国为背景的研究发现,水质恶化增加消化道癌症的死亡率,而长期暴露于因燃烧煤而污染的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会缩短平均预期寿命。总言之,环境污染造成健康危害使医疗支出增加。


笔者2014年发表在《转型经济学》上的题为《不平衡增长与医疗支出:基于中国的证据》的研究中也发现以上几种因素对中国的医疗支出增长率有正面影响,同时我们也首次考虑到另外一种原因解释医疗支出增长:“鲍莫尔成本病”。


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的不平衡增长模型把经济活动分进两个部门:“技术进步部门”和“非技术进步部门”。“技术进步部门”的劳动生产力由于创新、资本积累和规模经济等因素得到迅速提高,而“非技术进步部门”由于主要依赖劳动力投入使得技术进步较慢,因此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


根据鲍莫尔的不平衡增长模型,“技术进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幅相一致,因此,每单位产出的成本不会随着时间而产生太大的变化。而对于“非技术进步部门”,即使该部门缺乏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推动力,但是为了避免劳动力流失到“技术进步部门”,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会被推高到和“技术进步部门”的相一致,因此,“非技术进步部门”的每单位产出的成本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而增加,由此产生的成本增加压力被称作“鲍莫尔成本病”。


笔者把鲍莫尔的不平衡增长模型应用到研究医疗支出增长上。我们把医疗行业归类到“非技术进步部门”,而把整体经济归类到“技术进步部门”。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医疗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整体经济慢,而医疗行业工资增长率与整个经济体的工资增长率看齐,这正说明中国医疗行业满足鲍莫尔提出的“非技术进步部门”的假设。此外,在医疗需求通常是刚性的和价格随成本的增加而作相应的增加的两个前提下,如果“鲍莫尔成本病”导致医疗行业成本上升,这就会使得医疗支出保持持续上升。


笔者用2002年到2010年中国的省级数据来验证“鲍莫尔成本病”能否解释中国的医疗支出增长。笔者以农村人口比例为临界值,把中国的31个省(区、市)按农村人口比例分成两部分。农村人口比例低的省份,存在更多城乡人口转移,通常是更加发达的东中部地区;农村人口比例高的省份,存在更少城乡人口转移,通常是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我们发现“鲍莫尔成本病”在城乡转移较少的西部地区更严重:“鲍莫尔成本病”对西部地区医疗支出有正面影响,但在东中部地区并没有显着影响。


更具体地说,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大量劳动力为了工作机会和更高工资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向城市流动,因此转移工人限制了医疗行业的工资增长,这减轻了经济发达地区医疗行业的“鲍莫尔成本病”。在我们排除各省之间人均收入、老龄化、医疗服务质量、废水废气排放、政府赤字和宏观因素的差异后,以上结论依然可靠。所以,我们的发现说明了“鲍莫尔成本病”能够解释中国不断增长的医疗支出。


笔者通过中国的数据发现人均收入、老龄化、医疗服务质量提高和污染加剧都会使医疗支出上升。那有什么办法能够抑制医疗支出上升?


笔者从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因为医疗行业需要与制造业以工资竞争劳动力,但医疗行业相对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较低,从而使得医疗成本上升。笔者进一步发现城乡人口转移能够有效缓解医疗成本上升的压力。


但在中国目前有相当多具备较高生产力的转移工人由于户籍限制和缺乏社会保障等原因离开城市,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应积极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例如逐步废止户籍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鼓励技能较高的转移工人能安定地留在城市并参与到医疗行业。这样可以提高整体医疗行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医疗成本上升压力从而缓解医疗支出的增长。同时这对减缓“看病贵”的问题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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