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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MERS疫情蔓延 盘点各国抗击病毒举措

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持续蔓延,至6月30日死亡人数增至33人,确诊患者增至182人。随着MERS在韩国的迅速传播与患者的激增,韩国政府不断受到媒体与网民的谴责,即使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出面道歉,称韩政府部门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传染性估计不足,没有做好妥善监控的工作,媒体与网民仍纷纷叫嚷要解散保健福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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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S只是目前世界上众多传染病之一,对公众卫生健康有威胁的传染病还有登革热、埃博拉、艾滋病等等。那么,世界各国政府在抗击病毒的过程中都采取了哪些有力措施?又有哪些政府像这次的韩国政府一样犯了防控不力的错误?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登革热:防控疫情靠灭蚊


经验:


香港——谁的地盘就由谁负责登革热的防控


巴西、新加坡——考虑利用细菌来应对登革热


教训:


NHK电视台抨击日本政府应对迟缓,让感染人数不断攀升


作为东南亚地区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登革热是登革病毒经蚊媒传播引起的急性虫媒传染病。2014年的下半年,登革热在世界上出现了蔓延的趋势,日本、香港、澳门、巴西、新加坡、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先后采取不同措施来应对。


其中,日本政府应对爆发的登革热疫情的速度过于缓慢而遭到了日本NHK电视台的谴责。那名因为在公园练习舞蹈被蚊虫多次叮咬的女孩是日本首位登革热患者,然而政府只对女孩当时练习舞蹈所在处周围实施了驱蚊作业,并没有准确掌握女孩的所有活动区域,这导致了携带登革热病毒的蚊虫继续存活。为此,登革热的疫情推动了日本现行《传染病法》的修正案进程,医疗机构必须向都、道、府、县政府提供传染病患者的血液样本,以利于政府对传染病病毒的基因等进行检测并制定相关应对措施。


当香港特区政府发现3宗本地确诊个案后,食物环境卫生署立刻在患者的居所、工作地方以及发病前潜伏期间到过的地方500米范围内实施灭蚊及控蚊工作。食物环境卫生署随后在分区召开“跨部门地区灭蚊专责”小组会议,召集房屋署、教育局、各区民政事务处等机构布置灭蚊工作,加强宣传工作,提醒市民采取预防措施。随后,香港的许多地方都多了“诱蚊产卵器”,其指数会上载到食物环境卫生署官网,一旦指数超过20%,紧急的防治工作就迅速启动。虽然香港的公共区域有政府负责,但私人房屋、在建或建好的楼盘则是由业主们自行防控,大家都需要清理积水,消除蚊虫滋生地,总之在香港,谁的地盘就由谁负责登革热的防控。


与香港类似的是澳门。在澳门特区,各自负责的区域都不能有蚊虫滋生的情况。一旦在私人管理的地盘发现有积水、蚊虫,调查人员就会将积水装走并加标记,确认是否有蚊虫滋生,一旦确认,政府会立刻发起检控,并发出传票。澳门特区政府这几年罚过不少防治登革热不力的单位和个人,最高罚过一万多港元,普通罚金在四千到六千港元之间。澳门特区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出发点相似,就是希望单位和个人充分配合,因为登革热主要由蚊虫叮咬传播,目前并没有疫苗或迅速痊愈的方法,防控疫情主要靠灭蚊工作。尤其在澳门,医院的床位特别紧张,通常对病人不实施隔离。在这种情况下,以宣传为主、发动大家共同防蚊就更显其重要性了。


巴西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不约而同地考虑了去利用一种细菌来应对登革热。巴西是全球报告登革热病例最多的国家,这让巴西政府对传染病的防御迫在眉睫。2014年10月,巴西政府指定研究人员在里约北部地区投放了一万只“良性”蚊子,这些蚊子已经感染了名为“沃尔巴克氏体细菌”,这种细菌如同疫苗,能够阻止登革热病毒在蚊子及其后代体内繁殖。因此,巴西也成为率先使用这种创新方法的南美洲国家。另一个使用这种方法的国家则是新加坡,新加坡政府在2014年6月成立了专家委员会,10月份,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也采纳了登革热专家委员会的建议,用这种细菌来控制蚊子的繁殖。


距离新加坡并不远的位于南印度洋的斯里兰卡政府也有他们的方法,即派遣一万名军人专门去清理死水和其他适宜蚊子繁殖的区域。为此,斯里兰卡卫生部长专门发表声明,让安全部队协助全国行动来对付登革热,并要求斯里兰卡国内所有学校立刻安排一个小时清理房屋。同时,对于那些丢弃盛装死水容器的民众,斯里兰卡政府会着手起诉,安全部队也会搬走这样的容器,因为死水不与外界互动,是蚊子繁殖的主要场所。


埃博拉:联合起来,击败埃博拉


经验:


英国——将感染者送进专门针对埃博拉病毒设计的医疗系统里进行治疗


德国——将埃博拉患者安排在孤立病房中,用特殊气塞装置来换气


2014年2月,埃博拉在几内亚大肆传播,并飞速肆虐利比里亚、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等国家。当时在西非,已有约7200人感染埃博拉。然而,埃博拉这种传染病引起欧美发达国家的高度关注是在2014年下半年,因为西班牙有了一名埃博拉感染者,这也让世界卫生组织迅速发出呼声,要求世界各国提高警惕,并制定相关措施有效抗击埃博拉。


最先响应的是英国,首相卡梅伦立刻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埃博拉的应对措施。同时,英国公共卫生部门一边告诉英国民众无需太紧张,因为埃博拉在英国境内的肆虐概率是极低的,一边建设完善全国医疗服务中心的传染病医治系统,即一旦发现感染者,就将其送进专门针对埃博拉病毒设计的医疗系统里进行治疗。至于世界卫生组织提议的在机场入关处增设监视器则被英国政府拒绝,他们认为此举对发现病毒携带者并没有多大帮助。但是,英国公共卫生部门一直在提醒英国国家边境署等机场、港口入境管理机构,让其工作人员对那些发热的病状提高警惕,如果有可疑患者,将被立刻送到医院进行检查。英国的医院都有专门应对传染病的应急系统,这也让英国政府坚信,通过血液与体液传播病菌的埃博拉,并不会在英国境内成为像中世纪疟疾那样的传染病。


尽管英国政府这样宽慰大众,但随后,英国交通部取消了直飞位于西非的塞拉利昂的航班,这激起了不少愤怒的声音。事实上,2014年9月底,英国到塞拉利昂的直飞航班才刚刚开通;10月初,由于埃博拉对西非的侵袭,英国惧怕病毒携带者入境,便立刻取消了直达航班。英国交通部的这项举措,不仅被这家由德国控股的航空公司告上了法庭,还让世界人道主义者觉得英国政府反应太过激烈,因为直达航班将运输由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免费提供给塞拉利昂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让塞拉利昂的人民在对抗埃博拉时多一分胜算。航班取消后,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给西非国家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


与此同时,恐慌在欧盟国家之间蔓延,因为欧盟国家开放的入境政策,可能会导致意大利成为被埃博拉病毒侵袭的第一站。欧盟曾强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成员国无条件接收非法偷渡边界的移民,而在美国轰炸利比亚之后,许多非洲移民纷纷涌入了欧盟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意大利比萨小镇的居民惊恐地发现,医院中有一天来了许多黑皮肤的病人,几乎都是非洲国家的非法移民。随后,医院很快被封锁,病人与医护人员不准离开,小镇居民也不得进入医院看病。对此,意大利卫生部门并没有解释比萨医院被封锁的原因是埃博拉,只提及从非洲来的非法移民会给意大利境内带来不可想象的健康风险。


意大利的居民仍在恐慌之中,而欧盟另一成员国德国已经同意了接收埃博拉患者,并为其治疗直至其痊愈。这家医院位于德国的汉堡,医院中的医生与护士采取了最大限度的自我防护措施,以保证病毒不会在治疗过程中传播。埃博拉患者会被安排在一个孤立的病房中,病房里有特殊气塞装置用以换气,同时,医生与护士均着最新研制的防护服,并佩带可以供氧三小时的氧气装置。从医疗成果来看,德国在抗击传染病这一方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样专业的医疗与科研水平也让他们有理由相信,德国不仅可以治愈埃博拉患者,也可以解决任何有关埃博拉病毒潜藏的危机。


抗击艾滋病:没有一个人应该被落下


教训:


俄罗斯——将美沙酮列为禁用药品


每年的12月1日,我们总能在街头巷尾、电视报纸上看见红丝带,因为这一天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设立的“世界艾滋病日”,这条鲜艳的红丝带就象征着世界人民共同抗击艾滋病的决心。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在支持这项事业,比如法国的卫生部长曾将政府预防艾滋病的宣传费用增加了三倍,英国政府也曾拨出了二百五十万英镑用来在电视与广告中进行宣传。比如被艾滋病肆虐的非洲,科特迪瓦的卫生部每年都拨出专款用于防治艾滋病,卢旺达还开设了一个艾滋病信息和咨询中心。韩国保健福祉部则直接告诉人们:“如果你患上艾滋病,这是你自己的过错。”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曾在2012年进行过统计,发现世界上61%的国家都会去保护那些已经患艾滋病的人们,让他们接受治疗,并避免他们遭到歧视。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仍有一些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条文是在阻止患病者去就医,甚至让他们无法从周围的人身上感受到关爱与支持。


2014年上半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地区颁布的一项新政策像是一记大炸弹,让国际艾滋病联盟、药物使用者国际网络等机构连连发出反对的呼声。俄罗斯当局对预防艾滋病和丙型肝炎一直都缺乏强有力的措施,同时,俄罗斯还禁止了在治疗艾滋病中药物戒断法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即阿片类药物替代疗法,这也就代表着,美沙酮这种镇静剂的代用疗法是非法的。


所以,当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之后,美沙酮等药物替代疗法立刻被禁用。俄罗斯政府的理由就是,这样的药物替代疗法并不能根治艾滋病,反而会成为二手市场上热门走私的药物,让购买者吸毒上瘾,这样的非法交易会助长毒品犯罪的现象。


就是这个说法,让国际艾滋病联盟的乌克兰总监大为震怒。他认为美沙酮这类镇静剂一旦不被提供给艾滋病患者,会让之前所有的康复治疗前功尽弃。这不仅对健康有害,还损害了人权,并可能让艾滋病在这个地区传染得更厉害,因为克里米亚地区有近百个艾滋病患者。因此,国际艾滋病联盟一再督促克里米亚领导者站出来发声。药物使用者国际网络也站在国际艾滋病联盟这边,认为拒绝给患者提供美沙酮等镇静剂是对人权的侵害,这样的事情应该上告到国际法庭。尽管反对声音众多,美沙酮在克里米亚地区还是被禁用了,艾滋病的治疗也不得使用这种方法,这让国际上许多艾滋病治疗专家担心俄罗斯与克里米亚地区艾滋病蔓延的势态将会变得更严重。


与此相对的是2014年下半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第二十届国际艾滋病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没有一个人应该被落下”,目的就是要避免恐慌与消除歧视。参与会议的学者与公众人物都是为抗击艾滋病积极奔走的人士,他们希望到了2030年,艾滋病会逐渐消亡,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决策。学者们认为,世界上有一些国家的某些带有处罚性质的法律容易让艾滋病患者恐慌,并造成患者周遭人士对其歧视,这也就成为了艾滋病被控制的最大拦路虎,其中,被频繁提及的国家就是俄罗斯,其将美沙酮列为禁用药品的做法成为热议话题之一。


SARS:高效应对


经验:


美国——利用“传染病监测网络”,对患者实施主动监测计划


加拿大——“非典”成为必须申报的致命传染性疾病


英国——定向监控,及时通报疫情


法国——成立“危机小组”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了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病因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即SARS冠状病毒。各发达国家立刻采取行动,美国的科研防控、加拿大的隔离防范、英国的定向监控与法国的切断病源等举措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基本控制了SARS病毒的肆虐蔓延。


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签订了总统行政命令,将“非典”列入严重传染病之列,授权美国卫生部门对感染者进行隔离或检疫。随后,美国卫生部门各项危机紧急计划启动,他们成立了各类紧急调查小组,加强与国际调查组的信息交流。同时,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危机应急部门召开了研讨会,研究紧急对策,监视发展势态。美国政府还利用“传染病监测网络”,加强了与各州、地方政府卫生官员的网络联系,对患者实施主动监测计划,并通过“旅游警告机制”要求近期到过病发区的人员接受测试检验。


当时除了中国大陆和香港,受“非典”影响最大的地区是加拿大的多伦多,上万人都被隔离在家。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非典”警告的两周后,由安大略省卫生专员与加拿大卫生部长共同宣布了防治“非典”的行动方案,从该日起,“非典”成为必须申报的致命传染性疾病,这使得卫生官员有权跟踪疾病的传播,也有权限制受感染病人的活动。根据加拿大的危机计划法,安大略省已经处于“非典”危机状态,安大略省省长有权直接控制地方政府、设施、设备,以确保必要服务。


英国政府则是与相关职能部门合作,集中力量定向监控。英国的疫情检测机制分工明确,在英国卫生部迅速发布疫情警告后,英国保健署也发出了旅行通知,要求英国公众尽量不要到发现疫情的地区旅行。随后,英国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积极查找病因。为了便于公众了解“非典”在英国的状况,英国政府还进行及时的疫情通报,并对疫情实行跟踪监测。同时,英国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中心还公布了一系列指导性参考材料,让英国民众从不同角度了解防治“非典”需要注意的事项,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法国政府的做法与英国相似,对于危及公众健康的问题,法国健康总司成立了“危机小组”,法国卫生部与卫生监测研究所每天必须通过新闻公告情况,并且需要向旅行者提供预防信息。一旦发现有“非典”可疑人员,这些人将被送到由法国卫生部门指定的专门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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