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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困扰:高智商并不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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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无知也是一种幸福,那高智商是不是就很悲惨呢?人们普遍同意这一观点。我们往往认为天才都遭受着嫉妒恐惧、沮丧和孤独的折磨。想想弗吉尼亚-伍尔夫、艾伦-图灵或丽莎-辛普森——他们都是孤独的巨星,燃烧出最耀眼的光芒,却被隔绝于世人之外。正如欧内斯特?海明威所写的那样:“聪明人的快乐,是我所知道的最稀少的东西。”


这似乎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只涉及极少数精英团体——但它所提出的见解对很多人来说都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教育系统大多以提升学术智力为目标,虽然智商测试的局限性已经广为人知,但智商仍是用来衡量认知水平的主要手段,我们会在大脑训练和认知提升上一掷百万,只为提升智商测试的分散。


但如果说这种对天才的诉求本身就是愚人的使命呢?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的爵士乐时期,人们迈出了回答了这些问题的第一步,当时,在经历了一战招募中心的改良之后,花样复杂的IQ测试开始获得人们的支持。1926年,心理学家刘易斯-特尔曼(Lewis Terman)决定用它对一组天资很高的儿童进行识别和研究。他遍寻加州各学校,寻找精英中的精英,最终选中了1500名智商在140分以上的学生——其中有80人的智商在170以上。这群儿童被称为“白蚁”(Termites),而他们生活中的起起落落直到今天仍在被人研究。


你也许能预测到,许多“白蚁”儿童的确取得了财富和声望——其中最出名的是杰西-奥本海默(Jess Oppenheimer),经典情景喜剧《我爱露西》(I Love Lucy)的作者。的确,当他的电视剧在CBS电视台上声名鹊起时,“白蚁”儿童的平均薪水已经是白领平均薪水的两倍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达到了特尔曼的期望——有很多人选择了比较“低下”的职位,如警察、船员、打字员等。因此,特尔曼总结道,“智力和成就之间没有太大联系”。此外,他们的高智商也没能让他们过得比常人更幸福。在他们一生之中,离婚、酗酒和自杀水平和国家平均水平大致相当。


等这些“白蚁”儿童步入晚年时,他们故事的寓意——高智商并不等同于更好的生活——已经被人们重复了无数遍。在最好的情况下,高智商顶多让你的生活满意度与常人无异;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意味着你过得并没有常人那样充实。


这并非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每个高智商的人都是备受折磨的天才——但它确实令人很困惑。为什么从长期来看,卓越的智商并没有带来应有的回报呢?


千钧重担


一种可能是,你对自己才能的了解反而变成了束缚自己的锁链。的确,在上世纪90年代,那些仍在世的“白蚁”儿童被要求回顾他们80年的生命历程中的各大事件。他们并没有从自己的成功中感到满足,而是感觉自己似乎没能达到年少时的期望,并深受这种感觉折磨。


这种负担感——特别是和别人的期望联系在一起时——往往是许多有天资的儿童的共同困扰。其中最著名、也是最令人难过的案例便是数学神童苏菲亚-尤瑟夫(Sufiah Yusof)。她在12岁时被牛津大学录取,却中途退学,当了一名服务员。后来她成了一名应召女,边做爱边背诵数学公式来取悦客人。


另外一个常见的抱怨往往出现在学生汇集的酒吧和网络论坛上——聪明的人对这个世界的失败面看得更加清楚。我们这些常人由于眼界所限,不需要感受这种极度的恐惧,而聪明人却时刻保持清醒,为人类的现状感到痛苦,或是为其他人的愚蠢感到悲愤。


事实上,持续的担忧也许是高智商的征兆——但并非是以那些大门不出的哲学家们所想象的方式。加拿大麦克埃文大学(MacEwan University)的亚历山大-潘尼(Alexander Penney)就各种各样的话题,对学校里的学生进行了采访。他发现那些智商更高的学生的确更容易感到焦虑。而有趣的是,他们的大多数烦恼都是平凡的日常琐事。


高智商学生更可能重复一段令人尴尬的对话,而不是问一些“大问题”。“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担忧就更加深刻,而是他们担忧的东西更多,担忧的程度也更深。”潘尼说道,“如果某件消极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就会比别人想得更多。”


进行进一步研究时,潘尼发现这也许和语言智力有关——即IQ测试中以文字游戏形式进行的测试。相比之下,这些担忧和与空间有关的智力关系要小一些(事实上,空间智力似乎能减少焦虑程度)。他认为,高超的口才可能让你更容易把焦虑语言化,并进行再三思考。不过,这并不一定是个不利因素。“也许他们比常人更擅长解决问题。”潘尼说道——这或许能帮助他们从错误中学习经验。


精神盲点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卓越的智商并不等同于明智的决策。事实上,在有些情况下,高智商反而会让你的选择更加愚蠢。过去十年间,多伦多大学的基斯-斯塔诺维奇(Keith Stanovich)一直在设计有关理性的测试,他发现,公正、无偏见的决策往往和高智商无关。由于存在“我方偏差”——即我们在搜集信息时往往会进行特定的选择,以此来加强我们此前的观点。在进行辩驳时,更明智的做法是将你自己的假设置于一旁——但斯塔诺维奇发现,和智商只有平均水平的人相比,聪明的人往往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还不够。事实上,那些在标准认知测试中名列前茅的人往往更可能存在“偏见盲点”。也就是说,虽然他们非常擅长批评他人的错误,却更难看到自身的缺陷。此外,他们还更容易陷入“赌徒谬误”中去——这个概念是说,一枚硬币落地时,如果头十次都是正面朝上,第十一次就更可能是反面朝上。


在轮盘赌游戏中,如果玩家连续得了一连串黑色,就会计划接下来押红色,而这一谬误会导致他们走向灭亡。此外,它还可能使股票投资者在股票价格达到顶点之前就将股票卖出——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好运迟早都会用光的。


很多高智商的人往往更倾向于依赖直觉,而不是理性的思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门萨会员相信超自然现象的存在,也是很多智商140的人刷爆信用卡的几率是普通人两倍的原因。


的确,斯塔诺维奇发现社会的各方各面都存在这些偏差。“生活中存在很多‘理性障碍’现象——某人的智商异于常人,却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他说道,“那些反对疫苗接种、在网络上传播虚假信息的人往往智商很高,并受过良好教育。”显然,聪明的人也可能受到危险而愚蠢的误导。


那么,如果高智商没法保证我们做出理智的决策、获得更好的生活,还有什么可以呢?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伊戈尔-格劳斯曼恩(Igor Grossmann)认为,我们应当将目光转向一个过时的概念:“智慧”。“智慧这一概念本身就很虚无缥缈,”他承认道,“但如果你看一下智慧的定义,很多人都同意,它是用来形容可以做出优秀、没有偏见的决策的人的。”


在一项实验中,格劳斯曼恩向志愿者们展示了一些社会难题——从我们如何处理克里米亚战争,到华盛顿邮报专栏“亲爱的艾比”中阐述的那些令人感同身受的危机。在志愿者们进行交谈的同时,一组心理学家会对他们总结的原因和在偏见方面存在的弱点进行判断:他们的辩驳是否全面,参选人是否能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即“理智的谦逊”——他们是否会忽略不符合自己理论的重要细节等。


获得高分的人具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质量,以及最重要的是,更低的焦虑和重复思考水平——这些似乎都是聪明人缺乏的素养。明智的归因能力似乎甚至能让人活得更长——那些获得高分的志愿者在实验进行的数年间死亡几率更低。关键的是,格劳斯曼恩发现,智商和这些衡量因素都没有什么关系,显然也不意味着更卓越的智慧。“聪明人可能会很快做出辩驳,声称自己的言论是正确的——但他们采取的方式也许是很具有偏见的。”


后天智慧


未来的雇主们很可能针对这些能力进行测试,将智商测试取而代之。谷歌已经宣布,他们计划对候选人的智力谦逊程度等方面进行测试,而不是考察他们的认知能力。


幸运的是,不管你的智商多高,智慧也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坚定地相信,智慧是可以进行训练的。”格劳斯曼恩说道。他指出,当我们以他人为重的时候,就很容易将我们的偏见弃之一旁。他发现,如果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讨论自己遇到的问题(用“他”或“她”来代替“我”),就能创造出必要的情绪距离,减少自己的偏见,从而做出更明智的辩驳。希望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提出更多类似的小技巧。


其中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人们承认自身的不足。如果你终其一生都活在自己智力带来的光环之下,你就很难接受你的智力实际上在蒙蔽你的决策这一事实。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最智慧的人也许正是那些能承认自己一无所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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