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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与西方同行的伦理学分歧

为了成为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领军者,中国正在每年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用来建设上百座的实验室,培养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但是,这种急于跻身科学界前列的做法,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一些专家担心,中国的医学研究人员正在跨越西方长期遵循的伦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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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34岁的黄军就在广州中山大学领导的一个科研团队发表了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实验结果,震惊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这项技术名为CRISPR-Cas9,有朝一日或许可以会被用于根除遗传疾病。但在理论上,它也可以用来改变眼睛颜色和智商这样的遗传特征,并让这种变异传递到后代身上。


黄军及其同事试图修改导致血液疾病β-地中海贫血的一个基因。在85个胚胎上,实验都失败了。即便如此,在全球科学界的很多人看来,这条界限不应该被跨越。


西方科学家普遍止步于这一类研究的门外,理由是它相当于开展人类基因工程。无论如何,这项技术仍处于发展的最早期阶段。


“科学界的共识是,‘现在不要做,’”香港中文大学生命伦理中心研究总监李湖树表示。


然而,中国的科学家似乎无心等待。


“我认为中国不会想要中止行动,”李湖树说。“大家在说中国大陆遗传学的滚滚车轮无法阻止,因为跑得太快了。”


中国正在快速推进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


现已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来自201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在“科学研发和实验”上投入了逾1.18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还显示,2011年,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为8680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84%。


“在新的生物科学技术上,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日益在缩小,”中国医学伦理委员会成员、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教授翟晓梅说。


不过在中国,这股宏大的科研力量正在不断向前推进。仅仅从十几年前开始,中国才在西方的压力下对科学家进行伦理教育。


“西方国家和中国的“红线”不太一样,”山西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学专家邓蕊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伦理是文化问题,与传统有关,特别是在人类生命方面。”


“儒家思想认为生而为人。这与美国或其他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不同。由于宗教的关系,这些国家可能感觉做胚胎研究是不可行的。”


邓蕊表示,国家确实设定了限制,“我们的‘红线’是只有14天以内的人类胚胎可以用于实验研究。”


卫生部和科技部2003年联合颁布的一份文件下达了上述禁令。邓蕊表示,这一规定现在亟需更新。


翟晓梅教授称,中国科学家遵从国际认可的伦理和科学规范。


但她承认,很多科学家承受着要他们不这么做的压力。


“我们国内有一些人以文化差异背景不同为由来反对国际准则,”翟晓梅说。“国内这个势力有的时候挺强大的。”


“比如说我们要用儒家的思想,可以解决很多东西,要用我们本土的,国际准则是西方的东西,我们是东方的文化。但我们是坚决不同意这个观点的。”


翟晓梅表示,对于黄军就的实验,中国医学伦理委员会判定这在伦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并不是以生殖为目的”。这种立场出乎了一些外国科学家的意料。


“他们选择的是马上就要毁掉的胚胎。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它看作是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研究,而没有把它看作是对生殖细胞的干预,或者叫‘编辑’,” 翟晓梅说。


但她也发出了警告,“如果你要做生殖细胞的编辑,而且要马上把它用上,那绝对是不行的,因为你现在技术是不成熟的。”


最近的这项研究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主任、生物学教授饶毅备受困扰。他警告称,中国的科学研究亟需更加有效的伦理监督。该联合中心成立了四年。


“我们掌握的技术越多,我们对自己和整个人类来说就越危险,”饶毅说。


中国科学家通常收入较低,但如果在国际科学期刊发表文章,可能会收到国家发放的奖金,最多可达每篇20万元。这为推动他们突破限制提供了资金激励。


饶毅和另外两名华人科学家为面向中国科研人员的微信公众号“赛先生”担任主编。他们近期在上面写道,很多人抱有“先做了再说”的态度。


饶毅认为,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或联合国应该成立一家全球性的医学伦理监督机构,对科学实验加以规范。


一些科学家表示,即将出现更多令人不快的科学新发现。“目前,人类基因编辑是焦点所在,”李湖树说。中国的遗传学家“不想受西方人的领导”。


李湖树称,中国研究人员的想法是,“我们先去做,然后看看有什么问题,再解决问题。但这中间可能缺少对观念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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