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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药物创新多点“洋气”

黄皮肤、白皮肤、棕皮肤,走进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以下简称广州生物院)的任何一间实验室,你很可能会看到肤色各异的科研人员穿着同样的白大褂,用英文交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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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广州生物院筹备时开始,这个坐落于岭南古城的研究机构就注定要走上“洋气”的发展道路。10多年来,广州生物院已成为会聚国际高端生物医药人才的科研殿堂。


搭起中国与国际的“桥”


今年,是广州生物院首席技术官米奇·托尔托雷拉(Micky Tortorella)到这里工作的第6个年头。2009年来到中国之前,他曾是美国杜邦制药公司的研究科学家、全球以研发为基础的最大生物制药公司之一辉瑞公司的高级研究员。


米奇很喜欢现在中国的工作。在他来到广州生物院之后,广州生物院在广州市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下,成立了药物研发中心(DDP)。米奇成为这一国际化平台的负责人,他的目标就是建立起完整的药物研发链条,架起基础科研与药物研发之间的桥。


“美国的药要进入中国市场很容易,但中国的药要想推到美国的市场却很难。现在,中国没有一种药是作为创新药物进入美国市场的。”米奇说。米奇心中的这座“桥”不仅要架起中国创新药物走上世界市场的路,也要架起中国科研机构与国际科学家的通道。


“DDP可以被称为最能体现广州生物院国际化的地方。我们有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西班牙等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家团队。”米奇说。如今,他已将这个平台打造成拥有60多人的药物研发团队,这样的国际合作也降低了DDP研发药物的风险和费用。“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还会带来更多药物研发的资源。”


不仅如此,DDP建立了多个新药研发国际合作伙伴,为了提高药物研发效率,DDP还成立了国际委员会,审查、监督、评价DDP的全局决策。“委员会和部门主管要确保DDP能够为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选择最好的项目和技术,确保DDP的研究方向和成就达到或超过国际一流标准。”米奇说。


“能简单就不要复杂”


作为广州生物院院长,裴端卿在美国也有多年的科研经历。“科研活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过程。”裴端卿说,来自国际的科学家不仅为研究机构带来了人脉和科研资源,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不同的做事方法和规矩。


从化合物的结构模拟到获得知识产权,药物研发通常是个漫长的过程,经常涉及多个团队,对团队的综合能力要求也较高。鉴于此,广州生物院尝试了一种新的管理方式,打破了目前常见的课题组长负责制,采用“项目为主”的科研团队组成方式。“能简单就不要复杂。”裴端卿说。


对于长期在DDP工作的海归、高级药物研发人员张艳梅来说,新的管理方式让她觉得更加开放和自由。“在传统的实验室里,课题组之间的交流很少,而在这里,我可以和任何一位科研人员交流项目上的事情。”张艳梅说。在DDP平台上,张艳梅与美国圣特路易斯大学教授John J. Talley合作,研发出了用于治疗癌症的新型COX-2抑制剂。


2014年,广州生物院与美国Euclises 药物研发公司共同宣布达成关于加速开发用于治疗癌症的新型COX-2抑制剂的协议。“这很可能成为第一个打进美国市场的中国药。”米奇说。


一串长名单


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药物开发、科研仪器装备研制等领域,广州生物院的合作名单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如美国加州再生医学研究所、英国伯明翰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莫利斯·威尔金斯中心、以色列魏兹曼科学研究所……


10多年来,广州生物院一直在扩大对外科技合作的网络,已与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有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像DDP一样,该院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是通过国际招聘的渠道引进回来的。也正因如此,这里被国家外专局授予了“国家引进国外智力示范单位”称号。“我们在《自然》《科学》等平台上刊登我们的招聘启事,回应的人很多。”裴端卿说。


如今,广州生物院承担了基金委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专项、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计划项目等多个国际合作项目,这些都成了广州生物院引进各国顶尖生物医药学家的有力渠道。


“在国外,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合适的机会作自己喜欢作的研究,但是在这里,我们有更多的自由。”2010年从美国DMXinc制药公司归国的新药筛选平台负责人涂正超说。


或许,正是这样的自由与开放,让各种肤色的生物医药专家凝聚在一起,共同推进中国的药物创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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