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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医院泄密 抑郁官员就医通常不走医保

5月4日,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从办公楼坠楼身亡,这是5月第一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起官员自杀事件。官员作为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近三年因抑郁倾向就医的官员明显增多。很多官员有心理问题不愿主动就诊,担心这病影响仕途,一些“问题”官员只是私人介绍,不走医保,怕医院泄露秘密。


现状“抑郁”成官员死亡通报高频词


5月4日,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从办公楼坠楼身亡,这是5月首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起官员自杀事件。据当地官方信息,5月初,河北承德市兴隆县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会田、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金海宁先后坠楼身亡。在三则寥寥数语的通报中,均有追述死者生前“抑郁”、“失眠”、“情绪低落”的词汇。近年来,公务员因“抑郁”走向极端的事例越来越多,在中国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浮出水面。58岁女处长耿尊芳的死,给日益引人注目的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再添一例。


就在5月份3起官员跳楼事件的通报里,虽文辞简略,但均追述死者生前“抑郁”、“失眠”、“情绪低落”,甚至在于会田的通报里,直接明确写着“于会田患有抑郁症,近来一直有轻生念头”。


“据我观察,近三年来有抑郁倾向的公务员就诊人数,确实有上升趋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因抑郁症而自杀的案例只不过代表了极端的状态。”另据媒体曾统计,近年官方通报的48例非正常死亡案件,初步调查发现的可能诱因之中“抑郁”出现29人次、1人次患有焦虑神经症、6人次精神不佳或经常失眠。“因抑郁自杀的这些,还只是被媒体报道出来的,至于患抑郁症的准确人数,我们也不知道”,李恒说。


也有轻生的官员们遗书里提到抑郁或患病,如“抑郁难忍,先走了”,“病治不好,痛苦难忍”;也有表现失望、绝望者,如“勤勤恳恳,一事无成,工作压力巨大”。


为什么大多数官员生前“未被外界发现”,其死后通报时“抑郁”却成为高频词汇?李恒从专业角度分析,鉴于心理疾病的特殊性,抑郁症患者往往隐藏得很深,不易被外人发现,“通常患者要经过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就诊。当被发现时,一般问题已很严重。这些年自杀率的升高,很可能是他之前抑郁,病情加重的结果。”


和普通患者不同的是,李恒说,官员对于这样的“心病”存有禁忌,很多人不会主动来就诊,“一是担心这病影响仕途,甚至担心自己会被‘拿掉’,二是看病的途径不多,他们担心医院泄露秘密。”


核心  “问题官员”就诊,“只说最近单位查得严”


在李恒的印象中,来医院门诊挂号的官员少之又少,即使来,也大多为开治失眠或抗抑郁的药,“他们挂号开药,不会多说话,不向医生透露更多,病历上往往只有失眠的记录。开抗抑郁的药,也通常不会走医保。”


李恒接诊的大多数官员病人都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大多是“约出去谈一谈”,“没有固定的时间规律,朋友托朋友的关系,信任感多一些。多数情况下帮人忙,也不收费的,针对不同情形,会给出药物建议和心理治疗方案。”


这些患者,既有因人际困扰而患病的,也不乏“待查”的问题官员,比如经济问题,有婚外关系的,“他们找到我,不会明说自己的具体问题,他们只说最近单位查得严,正开着会就有同事被带走。自己也担心经济上和社会关系上的问题。说到这一层,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了。”李恒还透露,没被“带走”前官员表现得“最焦虑”,“一般都是害怕吧。”


面对这些人的“心病”,李恒往往会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为他们分析利弊,“曾有个婚外情的官员来咨询,当时我帮两位当事人去做理性分析,建议他们不要弄到鱼死网破,否则不好收场。”李恒强调,心理咨询绝对不帮人做决定。过了没多久,他再次从朋友那里听到该患者赔偿了女方一笔钱,加上药物治疗,当事人的病情缓解了不少。


李恒也曾接待过一个患者,尿频一年多,在京城医院挨个儿看肾病科、泌尿科、中医都没有作用,结果到他这儿依照焦虑症治疗焦虑,用抗抑郁剂,辅以心理治疗,很快康复了。其实,那人真正的病因是,他在工作中得罪了领导,闹了心病。


北青报记者还了解到,一线心理医生接触的很多公务员病人都有失眠的症状,这样“私密”症状往往更不足为外人道,小范围知晓。“多数人都表现为心理压力大、焦虑、失眠等,像上述出现的尿频、大汗淋漓、类似心梗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只占到20%左右。”李恒对此解释道。


官员抑郁自杀究竟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李恒答道,近年公务员心理压力大,属于心理疾病的高危人群,他们承受的压力和风险都高于一般职业,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官,“签一个字,动辄涉及一千万的项目,压力和风险可想而知。”但官员如果因不能说的秘密,抑郁自杀后,并企图掩盖背后利益关系,那么这心理问题,就不仅是医学能解决的问题了。


打“心理热线”的大多是官员家属


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询问中心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了一项与压力情形有关的调研,结果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其压力来源除了“职务升迁受阻”外,还包括工作责任、住房负担、领导工作风格、目睹腐败与抵挡诱惑等。

到该中心同年开通了“咨询热线”,但从相关渠道获悉,目前几乎没有官员自报家门直接拨打该热线,前来咨询的几乎都是官员的家属。这个调研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结论,即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


在采访中,心理医生和研究学者坦言基层公务员遭遇的心理健康问题更甚,“基层处级以下官员占到公务员队伍的90%左右,他们多数没心理检测的意识,咨询渠道更少,再加上上升空间窄,压力会更大,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理应得到重视。”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说。


还有学者将2009年视为全社会开始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那一年的报道中共有13个官员自杀。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养的意见》。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有些心理学专家还被请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专家小组。


“所谓的抑郁或心理疾病,不能简单视为患病官员的个人问题,它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北师大心理学系教授许燕曾对媒体如是说。

十八大以来因贪腐自杀官员占三成


2015年元旦后,全国多地区的党政机关、高校以及企事业单位,收到了转发自中组部关于“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情况统计表”的通知,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对于什么是“非正常死亡”,此次统计的说明书也做了专门解读,即因自杀、他杀、工伤、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火灾等意外事故、死刑执行等原因导致的死亡。


有媒体统计,2000年至今的130余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被媒体公开报道过的案例里,大部分为自杀。《财经》曾不完全统计出2012年1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官员非正常死亡数量,共计99名,其中52例被证实为自杀,34例在公开通报或报道的表述中为坠亡或溺亡等。


而中组部年初下发的调查表要求填报“死亡原因”时,有“自杀、他杀、其他原因”三项选择;而7个自杀原因选项位于前三的,分别是“涉嫌违纪违法;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工作压力大”。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表示,问卷的设问方式暗示着一个信息,惩戒“违法违纪官员”反腐大背景下,官员自杀确与之有着关联性。


高强度反腐确实让一些官员饱受压力,如2014年原南京六合区委书记、南京化工园区党工委书记娄学全,因接受宴请并收受慰问金被免去官职,并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三个月后在家上吊自杀。“这几年被判死刑的官员数量明显下降,但自杀官员的数量却明显上升。”聂辉华告诉北青报记者。“我们收集了最近三年的样本,贪腐或涉嫌贪腐的官员在自杀官员中大约占到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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