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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胚胎基因改造不能全禁,但需要一场伦理大讨论

《自然》杂志发表社论,称“当下正是对‘编辑人类生殖细胞’这一议题展开公开辩论的大好时机”,鼓励包括科学界、生物伦理学界、监管机构和民间团体共同讨论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组技术。


《自然》杂志这番表态,是由中山大学发表的一篇论文引发的。4月18日,中山大学基因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小组,在中国教育部主管的学术期刊《蛋白质与细胞》上,刊登了其率先使用CRISPR技术对人类胚胎细胞进行基因改造的研究成果。这一研究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该论文此前已经被《自然》、《科学》等杂志拒绝刊登的内情也为外界所知。


《自然》杂志:应针对这项技术展开辩论


《自然》杂志在5月6日的这篇社论中,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面临的现实。文章肯定了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特意选用了两个精子同时受精的卵子形成的胚胎做实验,因为这样的胚胎永远也不可能发育成婴儿”;同时,文章也承认,基因编辑的潜力和相对简易的操作,对科学家们研究诸如β型地中海贫血症(β-halassaemia)这样的疾病能提供有效的佐助,从更大的范围考量,它还可以帮助科学家理解人类的发育并获得可能有用的细胞系。因此,并不支持全面禁止基因编辑研究。


 但是,社论也指出,“(这项)研究的细节也清晰地显示,短时间内任何试图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来治疗人类生殖细胞的尝试,都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任何明智的实验室、监管机构或国家,都不应该考虑尝试把编辑过基因的人类胚胎植入子宫,并且发育到生出人类。”


对于许多国家全面禁止或部分限制改造人类生殖细胞的研究,文章指出,这是因为“(这项技术)操作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不能满足现有的临床实验标准”。不过考虑到最新的研究进展,文章也认为,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很有可能同其他基因工程议题一样,应该“一方面对妥善监管的研究开绿灯,同时又严格限制该研究的应用”。


 就此,文章呼吁各国政府应该采取行动,或许可以由世界卫生组织(WHO)组织正式的专家论坛——让科学家、监管部门、伦理学家和民间社会代表一同参与国际会议,共同参加辩论,“既总结基因编辑技术的科学现状、描绘监管和伦理的格局,也可以迅速填补立法上的漏洞,并建立起监管框架,从而应对未来终将出现的与生殖细胞相关的基因编辑的技术进步。”  


CRISPR是什么?


事实上,中山大学在研究中所采用的CRISPR技术并不新奇,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科学家发现,当外来DNA入侵细菌时,细菌内的同源DNA序列就可转录激活形成复合体,特异性靶向外来DNA序列,通过一种名为CAS9的蛋白,将外来的DNA序列进行双链剪切,从而防止外来DNA在细菌内表达,影响细菌自身的生存。利用这一原理而诞生的CRISPR技术,后来被科学家应用于修改动物细胞的基因组。


这一技术无需制造特定蛋白,只需利用RNA和DNA的配对就可以,所以《MIT技术评论》曾评:“任何懂得分子生物学技巧并知道如何处理胚胎的科学家都能做这件事。”


既然技术如此便捷,为什么中山大学的研究仍然遭到质疑?一方面在于这一技术的成功率并不高。报告显示,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黄军带领的团队,从医院获得了86个无法发育成婴儿的问题胚胎,并对当中与地中海紫贫血症有关的基因细胞进行基因编辑实验,其中28个胚胎的基因被修改成功,有成功约33%,“脱靶”情况常常发生。


另一方面,也就是伦理问题。5月6日的社论中,《自然》杂志表示出对生殖细胞的基因治疗超出原先范畴的担忧:“(基因治疗)不只是消除会致死或让人严重虚弱的遗传性疾病,而是逐渐渗透到消除残疾和小毛小病,甚至能够改变外在容貌,进行各种强化——最终导向‘定制婴儿’,让优生学的幽灵死灰复燃。”


中山大学的这项修改人类基因的研究在今年3月就已经受到国际关注,评论多为负面声音。3月5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称,此类研究更多是为了博人眼球,而非为了真正的科学。4月,《自然》《科学》分别在网站上发表报道关注这一研究的伦理问题。


另有不少科学家通过新闻媒体发表“禁止改造人类基因”的诉求。4月28、29日,《自然》杂志官方网站连发两篇报道,称中山大学这篇论文在被自然杂志拒绝后,迅速在其他期刊刊发,过程很是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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