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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腐败:欧洲也头疼

菲舍尔·威廉姆博士是斯洛伐克最著名的医生之一。作为一名心脏病专家,他于1998年主刀了国内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并一度参与了总统竞选。二月,一名去世病人的家属指控菲舍尔博士在收受3000美元贿赂(以及一大群家禽)后调整了手术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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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舍尔博士的律师表示他对该罪行供认不讳。该事例是一个系统性腐败问题的缩影,与苏联时期的黑市交易一脉相承,不仅是斯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由于医疗体系不堪重负,病人得不到及时的救护,医护人员便(从病人那儿)私下拿些好处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于2007年至2011年间当选拉脱维亚总统的瓦尔迪斯·扎特拉斯在任整形外科医生期间,因为从病人那里接受了所谓的“感谢费”却没有上报税务部门而被处以了250拉特(合466美元)的罚款。欧盟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发现,在罗马尼亚和立陶宛各有28%和21%的受访者向医生塞过红包,而就整个欧洲而言,这一指标平均仅为5%。


在波兰,15%的受访者承认在过去的一年有过行贿行为,且其中九成都与医疗挂钩。部分波兰医院可在孕妇的要求下为其进行剖腹产,但【私下收受的 for an off-the-books fee】收受的费用高达1000兹罗提(合266美元)。


项调查发现,波兰人认为在公众领域中,医疗业是除政界以外最为腐败的行业。爱沙尼亚的电子医疗系统有着广为称颂的高透明度,但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一名医院院长因向一名希望留院的老年病人索要4000克鲁恩(约合362美元)和一瓶白兰地于2011年丢掉了饭碗。


将责任推给贪得无厌的医疗人员未免太过草率。“简单的‘腐败’二字”并不足以概括医疗业的红包问题,”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的Steven van de教授如是说,他对罗马尼亚的医疗腐败问题做过研究。他还表示,“公民在‘红包’中看到了合理性,因为他们愿意为健康买单。的确,费舍尔博士之所以惹祸上身是因为他收了钱却没救活病人,事后还只肯退给死者家属3000美金红包中的800块(家禽也没还)。


基辅莫吉拉学院的塔蒂安娜·斯特普尔科是研究医保非正式支付问题的专家。她指出,向医生行贿是病人的一种“自救方式”。贿赂医生和表达谢意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也导致了该问题在法律上的模棱两可。一些医生声称,病人送的礼物不应算作贿赂。


不少中东欧的医生都抱怨道,正式的医保制度下,医生拿到的工资可谓杯水车薪,这让他们不得不通过旁门左道去挣点外快(前来看医生的病人有时会故意乘坐破车,衣着寒酸,希望医生看病时能够给点优惠)。在罗马尼亚,公立医院的住院医师月薪仅有200欧元(约220美元),专家的工资也不过500欧元。正因如此,下面这个数据看起来可能也就没那么让人掉下巴了:据罗马尼亚医科大学的校长称,2011至2013年间,7000名罗马尼亚医生(包括30%的乡村医生)移居国外,这其中超过2,000名前往英国,成为英国国民医疗制度下的一员。


菲舍医生的丑闻传出后,斯洛伐克一名小有名气的全科医师彼得·利塔克接过大旗,开始在媒体前大谈他自己收受“礼物”的经历,以提醒人们关注漏洞百出的医疗制度。开有一间私人诊所的利塔克医生坦言,在斯洛伐克的医疗支付体系(医生的工资基于挂号的人数,不看病人最后是否接受治疗)之下,他个人仅能从每个病人那儿多拿大约2欧元。


他说,然而他需要从每个病人那儿多赚3欧元才能维持收支平衡,而他填补这个收支差距的方式就是向接受过他治疗的病人额外索要5-10欧元的费用。利塔克医生如是说道:“如果一个斯洛伐克医生真想给病人提供优质服务,那他的腰包都得被掏空。”在他看来,收受礼品是他“维持生计的一部分”。


面对医疗保健系统的腐败现象和不规范的支付问题,中东欧的选民是否接受一场广泛的改革以除其害,这一点目前尚未可知。就当下而言,斯洛伐克政府的举措似乎仅仅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招式。在利塔克医生公然在电视节目中表示,他和其他斯洛伐克医生一样,对从旁门左道赚来的外快欣然接受之后,斯洛伐克检察官表示将会以收受贿赂之名对其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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