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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该责备“中国式病人”吗?

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西方一位医生特鲁多的铭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而中国古话也有“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形容。目前疾病的治疗已经从过去的“治愈”,转向“有效控制”或“基本控制其发展”,但这并不是医学的退步,更不是医生的推脱,而是一种理智,甚至是一种智慧。


“中国式病人”


网友“葫芦科西瓜”这样概括中国式的就医状况:


没病+没做检查=会不会看病,怎么可能没病!


有病+没做检查=不做检查就说有病,你才有病!


没病+做了检查=就是骗钱的!


有病+做了检查+确诊了=求求你救救我吧!


有病+检查+确诊+治愈=花一堆钱尽做无关的检查。


有病+检查+确诊+未治愈=医德败坏谋财害命,赔!


统计显示,中国的癌症病人,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三分之一是吓死的。后三分之二其实都不是疾病所致,而是因为心理目标的错误设定所致,或者因为急躁而治疗上用力过猛,慌不择路,或者像战俘营中最期待回家的战俘一样,自己错误地设定了一个目标,而且将所有信心和希望寄托在这个目标上,并随着毫无基础的目标一起,沉浮,破灭。这是当下社会风气中“中国式病人”最常见的错误治病心态。暂且抛开我国现有医疗体制弊端对医患纠纷的影响,这种心态是导致医患纠纷甚至伤医事件的关键。


治病并非如修车那般简单,医生只有三分之一的决定权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余力生教授1994年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现在已经是国内知名专家。对疾病乃至生命的不断了解,使他得出了一个无奈的结论:人的疾病和死亡,三分之一是上帝决定的,三分之一是病人自己,剩下的三分之一才轮到医生。“上帝就是遗传,改变不了,病人本身的心理,各种社会因素占三分之一,留给医生可操作空间,只剩下三分之一,我们其实是在‘逆天行道’,去改变的是疾病必然的发展规律,很难保证像修车那样手到病除,即便是名医”。


统计显示,北京协和医院的死亡率和医疗纠纷都是位居前茅的。众所周知,协和医院是中国顶级医疗机构,难道是因为他们的水平不足才有了如此“业绩”?显然不是。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国内医疗水平顶级的医院,所以才接受了各地转来的疑难病、危重病,自然少了回天之力。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医学和医生,至少在目前情况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可能为生命打包票。


北京一所著名的三甲医院,曾经在耳蜗手术上失败。家长心急,自己花钱请来了余力生在德国的导师,世界著名耳科学家J.Helms教授。手术前,患儿家长向德国专家提要求,因为已经失败了一次,所以这一次一定要万无一失。德国专家听后,当即拒绝了手术,他说,任何医疗手段都有风险,即便是他,也不能保证肯定成功。


“基本控制病情”是种治疗智慧


吴孟超、汤钊猷、钟南山、郎景和、胡大一、凌峰、何裕民等十一位院士、教授曾联名签署《促进临床医学人性化的十点倡议》。这十点倡议中,涉及病人心理安抚的占了三分之一,其中包括“关心病,更关心病人,认真践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尽力为病人提供心理、社会支持”等。医生要学会说“病”,说病不仅仅是解释病情,还包括帮助给病人指明下一步“路在何方”。


许多病人进医院前,一心想彻底治愈,彻底解决问题,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医生就是“庸医”,就是不负责任。这样的思维逻辑不仅不利于疾病的治疗,更可能成为医患纠纷的“导火索”。从前年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杀死医学博士,到刚发生的温岭人民医院刺死五官科主任,都是因为病人“对治疗结果不满意”。姑且不从道德层面谴责此类“不满意就要杀人”的野蛮行径,这种“不满意”在医学角度上也同样不成立,至少不是理智之举。


为何医生成患者行凶目标?


在伤医事件中,真正由于精神疾病肇事者并不多,更多的起因是:“为什么没一次扎成功?”“为什么没救活?”“为什么没治好?”这些看似平常的就医心态,很可能就是一次次伤医事件的原因。这些要求或缘起心理疾病,或引起错误的心理预期,不论哪种,都不由分说地将矛头指向了每个接诊的医生,不独五官科

对于即将到位的医院保安,许多医务人员觉得未必管用,“医院每天人山人海,你哪里知道谁是要向医生行凶的?”更重要的是,当病人抱着“必须治愈”的心态走进医院时,真的很难讲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哪个医生会因为没能治愈病人而成为下一个受伤者?


有经验的医生如何躲避伤害?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人群中焦虑症的终身患病率为13.6%~28.8%,而住院患者合并焦虑情绪更高达31.2%。焦虑症常见的躯体症状多有心慌、气短、口干、出汗、颤抖、面色潮红等,有时还会有濒死感,心里面难受极了,觉得自己就要死掉了,严重时还会有失控感。这类疾病如果不借助心理治疗,仅仅依靠躯体治疗的办法很难治愈,甚至可能成为伤医或者医患纠纷的缘起。


余力生说,每年,他都要从他团队收住院的病人中择出几位去。“他们不适合手术,或者说手术也没用,因为他们的症状是心理引起的,即便做了手术,也还是难受。”余力生没把话说完,但谁都能猜出,因为他有经验,因为他做了这种择除,才可能使他躲过了被伤害。


药不一定装在瓶子里,语言也是药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何裕民教授讲过一个例子,是个老干部,有慢性病,每个月要去医院拿同样的药。挂号分成5、15、50元三种,即普通、专家、特殊专家,但他每次都挂最贵的,他说,“5元的,医生不听我说,也不和我说;15元的,听我说,不和我说;50元的,听我说和我说,所以我就挂50元。 ”


何教授得出的结论是:药不一定装在瓶子里,语言也是药,而后者,正是何教授眼下的新课题——“治疗性教育”。言下之意是,医生对病人的教育,与手术、药物等重,在病人的正确心理预期的设定等问题上至关重要。


伤医案频发,责任在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自己的答案。“一个巴掌拍不响”,医患关系紧张,各方都有责任。现在,只有责任的每一方都去努力解决问题,才能还医疗界一个阳光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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