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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辩转基因:争议为何变成争吵?

继发布赴美国调查转基因的纪录片并获得广泛关注后,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日前再次因转基因议题引发媒体热议。3月26日晚,崔永元参加了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组织的“新闻大讲堂”,并发表题为“班门弄斧转基因”的演讲。演讲提问环节,崔永元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生物学家卢大儒爆发了长达17分钟的口舌之争。


这段“激辩”视频被发布到网上后引发了强烈反响。赞同崔永元者大呼过瘾,支持转基因者则痛斥崔永元狡辩。但无论哪一方,都不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对话。


崔永元与方舟子的争论,尽管持续时间更长,论辩双方也有充分的时间来引经据典、查找证据,微博平台也容易创造更多地互动,但结果同样难说有效。除了双方完全拒绝对方的立场并互相指责外,支持双方的网友之对立依然尖锐,丝毫看不到彼此的隔膜有被弥合的迹象。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科学传播学者推崇的平等对话起不到效果呢?进一步讲,这是否意味着以平等对话为标志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这个至少在学术界被认为应该取代以科学家教育公众为特征的“缺失模型”的科学传播方式,难以实现其目的呢?


理解科学对话当激烈的争论突然在现场、媒体或网络空间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和情感投入时,公众往往会迅速抓住最能打动他们的信息并形成态度,而这种信息经常是负面的。


我们该如何理解和解释“公众参与科学”所表现出的明显不足呢?也许,审慎地解读以崔永元为辩论一方的两次不成功的对话,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从道理上讲,通过公众参与科学——或者说通过各种形式的对话——参与的各方本该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对方的立场,从而有可能实现更多的相互理解。但科学对话的热情推动者可能会忽视,对话在呈现更多供人们理解的“立场”时,也会同时暴露出更多可能挑起争论的素材,进而挑起更多情感性的投入,并让参与者认为,自己有侵入并征服对方领域的假想。


以崔卢对话为例,值得玩味的一点是,崔永元对卢大儒的突然发问:“黄金水稻转入了几个基因?”对此并不熟悉的卢大儒(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与人类肿瘤相关的遗传问题)一时语塞,而能言善辩的崔永元立刻抓住了这一点,得出了“科学共同体不靠谱”的结论,并以此引导着两人整体的对话。


客观地讲,生物科学种类纷繁复杂,有各自的特定语境和内容,卢大儒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难以准确回答,并不代表其生物知识的欠缺。但在激烈争论的语境中,卢大儒这种“知识的临时弱势”所带来的,则是己方防线的部分塌陷。


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现代认知原理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类认知能力有限说。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了克服人类的有限认知能力,我们的祖先养成了诸如只关心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选择性记忆)、选择性遗忘、更加关注负面消息(负面偏好)、动机性推理(人们往往本能地选择证据,维护自己的既定观点)等种种习惯。


在转基因的问题上,一个尴尬的局面是,当公众对此不关心时,很难对其进行转基因的知识普及,即便普及了也很难被记住。但当激烈的争论突然在现场、媒体或网络空间激发了人们对转基因的兴趣和情感投入时,公众往往会迅速抓住最能打动他们的信息并形成态度,而这种信息经常是负面的。而一旦形成这种态度,人们遇到新的转基因信息时,往往本能地把它与自己的既定态度进行比较,然后迅速做出决定。


这些都可以用来解释,何以现有的对话,并没有让人们更加理解和接受转基因。


对于通过多年主持实践而深谙论辩之术的“崔永元们”来讲,让争论变成这种争吵,毫无疑问能更加容易地在最大限度上引导受众的情绪和态度,何况,在科学问题上驳倒一个科学家所带来的支配异域的想象,其快感本身都让人陶醉。


以争论来实现科学对话,不仅会像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激发情绪并让善辩者占优,也会暴露出与科学的运行紧密相关的、但常常不被科学家所认识到的各种其他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与公众是否接受科学直接相关的就是信任与价值认同。


观察卢大儒与崔永元的辩论,我们可以看到,卢大儒力图分割开“管理”这一更容易导致中国公众对科学失信的因素,而崔永元则紧抓这一点不放,不仅提及黄金大米实验的违规,也把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在转基因专项中的违规和贪腐放大到整个转基因研究。


在崔永元与方舟子的转基因辩论中,崔永元一方也充分表现了对政府部门、转基因科学家和科普作家方舟子等人的质疑,声称“肘子及农业部肘子撒谎成性,欺骗公众”。崔永元还在其微博中多次引述:“一位研究生对我说他们在实验室会把含转基因成分的残留物直接倒下水道里!师生!”在谈及常规的食品安全管理不利后,他又说道:“就这水平,你相信他们能管好转基因食品?”崔永元还集中批评转基因科学家是既得利益群体,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目的是中饱私囊。与此同时,崔永元着重突出自己行动的道义正当性,他多次强调自己赴美、日进行转基因调查完全自费,完全是为了公益目的,完全不受其他影响。


从崔卢辩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卢大儒试图将科学与管理和伦理问题切割开来进行谈论,确实是认识到后者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于公众接受科学的影响。但他显然没有认识到,对于公众而言,两者很难切割,在激烈的争论中这种分割就更加不可能实现。这也是形式上的对话,并没有让更多公众接受科学(至少是有争议的科学)的原因。


完善科学对话涉及争议的科学传播过程中,公众参与科学的解决方案已经无可避免,但所谓“公众参与科学”并非就是通过对话与互动来说服公众支持科学。


这些都需要科学传播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认真探索。毫无疑问,这些挑战难以轻易克服,但要让科学对话得出有建设性的结果,舍此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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