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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与社会资本合作的三条“底线”

4月10日,中国卫生经济学会2015年第一次医院与医保联合研讨会在镇江举行,这种医院与医保坐下来对话的形式可以追溯到20年前的“两江试点”。此次会议着眼于新常态下医院和医保的合作共赢,医疗和保障两大系统的代表均有出席,各自都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作为公立医院的代表人物,王杉详细阐述了自己和社会资本合作所坚守的原则,以及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动力问题。另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李玲教授和中国医保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熊先军,对于社会资本和社会资金的讨论同样精彩,一并将发言实录整理如下:

坚守三条底线


谈到跟社会资本的合作,我比较认同的是PPP模式,也叫公私合作模式,英国已经实践多年。作为公立医院院长,在和社会资本合作时,基本上会坚守这几个原则,也可以说是底线。


第一,坚决不做股份制。北大人民医院的固定资产有一个很明确的价格,但是北大人民医院的无形资产,迄今为止无法估量。也许给我评价20个亿,也许40个亿甚至60个亿,在无法估算的情况下,我个人的观点是坚决不做股份制。


第二,作为公立医院,坚决不和营利性医院合作。跟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医疗机构,我们现在正在合作,实际上就是托管的形式。托管主要谈到的还是人财物的问题,虽然也存在政策上的边界模糊,但仍能够解决。从我个人来讲,比较倾向于托管。以公立医院的品牌和真实的医疗资源去跟他们合作,也就是我主张的做分院区,坚决不做分院。比如北大人民医院的普外科进行托管,一定是我院普外科的主任统一管理整个人财物和医疗质量等。


第三,坚决不做异地合作,我个人认为医疗品牌不像麦当劳可以简单复制。现在,有很多地区的领导会出台一些“交钥匙”工程,比如给300亩地、1500张床,领导说弄好了你来吧。这样行吗?北京某著名的医院,本身在城东,在城西有了一个分院。当地的老百姓第一天去看什么?就是看有没有熟脸,他如果没有看到有熟脸的话,就会认为你就挂个牌子,却没有在服务。这对于医院的原始品牌是有损害的,而且也不会持久的。


为什么牵手社会资本


刚李玲教授问我,我又不缺钱,为什么要跟社会资本合作呢?其实这点很明确,所有的优质医疗资源现在面临着一个空间问题,几乎所有主任都有一个诉求:增加床位和门诊空间。北大人民医院隶属国家卫计委,属于预算管理单位,再增加一张床都需要很长时间的审批。作为院长,医院的学科发展至关重要。很多学科的发展是需要空间和患者量支持。比如北大人民医院的骨与软组织肿瘤,去年一年1600,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但他们现在面临的是患者都在外面等候,急需扩大,但医院却无能为力。而与社会资本合作,就能够缓解这一现状。因为卫计委控制的是公立医院的规模,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机构目前不受床位的限制。


医院必须做好两件事


医改的很多政策都不是医院定的,医院是被改对象。医改措施有万千种,作为院长,我认为有两件事必须完成:第一件事要看好病。改革措施再完善,病没看好,医改一定不可持续。医改政策的出台,比如控费,不能影响医疗质量。第二,就是要做好服务。目前的医疗体制造成了大医院人满为患,北大人民医院去年门诊量260多万,在250个工作日内,这些患者涌到医院,医疗环境还能够人性吗?医改说到底,最终要实现有利于患者的就医看病,激发医务人员积极性,有助于医疗机构的发展。


除了上述王杉院长关于公立医院牵手社会资本的原则外,李玲和熊先军对于什么样的社会资本适合公立医院也进行了精彩的讨论:


熊先军:我曾经读过李玲教授的文章,他提出来一个与社会资本的合作的问题。她说资本的营利属性与生俱来,但是我们的公立医院是非营利的,这是一对很难调和的冲突。但是除了社会资本,还有社会资金。很多社会资金是可以进来,只要是为了把医疗服务事业做大,只要这个资金不是以资本的形式来出现,我认为完全可以合作。解放前,很多教会医院和政府一起办的公立医院,民间的资金一起办的医院,那些都是资金而不是资本。


李玲:很少跟熊司长观点一致,但是这个上面我们观点非常一致。现在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其实是我们经常把概念搞混了。过去国有企业办医是不是社会办医?其实就是社会办医。但是当时改革一刀切,全部不允许,现在又回头重来。一个叫社会资本,一个是社会资金,但我们现在还没有一套针对社会资金的政策。国外真正所谓社会办医,大都是慈善为主的,包括美国这样的市场化国家,营利性的医院只占10%左右。在医疗领域,其特殊性在于如果让医院挣钱,就会失去患者的信任,医患之间的利益对立就无法解决,这也是公立医院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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