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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村医,需搭建更高的“制度平台”

2010年全国两会,宁夏医科大学副校长戴秀英就表示:“目前全国农村村卫生室的近百万名基层村医均处于个体开业状态。农村医疗人才严重缺乏,医疗水平低下,农民看病难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近年来,由于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后,公共卫生服务费用和基本药物补偿不到位,使得靠药品收入为主的乡村医生收入大大下降,村医流失状况并没有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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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不住的原因,主要依然在于村医的待遇过低,岗位缺乏吸引力。一方面是乡村医生的身份特殊和处境尴尬。因为绝大多数乡村医生的身份是农民,没有国家福利作为保障;另一方面则是过低的待遇和行业前景,使村医职业日益边缘化。虽然村医从事着防疫、保健和治疗等医疗卫生服务,但由于其职业具有公益属性,若没有较为优厚的职业补贴,往往因获利空间过窄而成为低收入群体。


那么,要想留住村医,既要通过成本核算和绩效比较,增加对基层的公共财政投入,特别是要增加公共卫生补助,让乡村医生因为基本药物实施而减少的收入,得到有效的弥补。又要切实解决乡村医生的身份属性,让其具有职业归宿感。可以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模式,将乡村医生纳入相关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和考核。比如有的地方,就将村医纳入统一管理之中,统一招考,财政统一发工资,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留住村医”,检验着医疗改革的成色和效果。作为一项系统性的改革,“留住村医”其实是“如何实现医疗基层化倾斜”的问题。这体现医疗资源分配的效率,更取决于“制度造血”的能力与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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