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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程医疗产业能否孕育重大创新?

2014年下半年,中国中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重要公告,其内容涉及到远程医疗、网上销售药品、以及两者的规范机制。理查德·费里斯(Richard Ferris)和纳撒尼尔·拉克特曼(Nathaniel Lacktman)是富理达律师事务所(Foley & Lardner LLP)的律师,他们在文章中特别提到了关于远程医疗的规定,文章表示,这些规定旨在提供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定义为由“邀请方”机构利用信息化技术,直接面向机构外患者的远程医疗诊疗服务,项目包括远程病理诊断、远程医学影像(包括影像、超声、核医学、心电图、肌电图和脑电图)诊断、远程监护、远程门诊和会诊、远程病例讨论及省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项目。中国的医疗体系面临多项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偏偏有兴趣和热情专门为远程医疗产业出台激励政策,并在监管新规上给它留出喘息的空间呢?


为什么远程医疗现在被放到了如此重要的位置上?为什么它会是一个如此有吸引力的创业、创新和投资领域?要想理解这两个问题,外国人需要了解,中国的医疗体系是如何演变到了如今这个毛病百出的地步。在80年代初,随着中国向西方开放,并尝试改革其国有企业,一个在中国称为“打破铁饭碗”的过程开始展开。铁饭碗是指中国家庭可以依靠政府提供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服务,其中基本医疗就是这样一项服务。诚然,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还出于很基础的水平,因为大多数的医疗服务——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是由所谓的“赤脚医生”提供的。这些医护人员只受过最基本护理和接生培训。不过,他们确实提供了初步的诊断和治疗。当国有企业部门进行改革时,这些医护人员也被裁减掉了,而替代方案没有到位。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如果说被解散的赤脚医生就是当初的症结,那么现在其后果已经发展到非常恶劣的地步:由于中国中央政府长期对基层医疗体系投资不足,患者纷纷涌向一线城市最大的公立医院,而且等他们上医院时,早就耽误了该治疗的时机。这就给中国医疗体系造成了一些问题。首先,除非中国政府成功改变患者寻找求医的地点的习惯,否则政府将不得不进行新一轮的大规模投资,要么提高医院的接纳能力,要么兴建规模较小的诊所和社区医院。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家庭的就医行为模式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改变,那么政府将不得不支撑起公共医疗系统中最昂贵的部分。


第二,由于中国的公立医院资金机制已然失败,而且处在重大改革时期,改革能否成功还远远不能确定,因此,政府需要尽一切努力,来稳定公立医院自身内部的医疗活动水平和类型。实际上,远程医疗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中国可以在医院的围墙外,创造出便于获取的诊断、护理和跟进治疗点。这能否解决中国资源紧张的公立医院内部所发生的问题?绝对不能。但是,它确实创造了给医院以喘息空间的可能性,同时也在最低限度上为某些类型的患者提供了缓解痛苦的可能性,这些患者的护理可以在公立医院体系之合理提供。


中国的医疗体系需要为改变以下四点患者就医行为提供助力:在哪里接受初步诊断、什么时候寻求医疗咨询、怎样对长期的慢性疾病进行监控和管理、在哪里购买药品。阿里巴巴和康德乐(Cardinal Health)最近已宣布启动在线处方药销售,将远程医疗与在线处方药销售结合起来,不仅能提供平台,也能孕育商业模式,这样的平台和商业模式可以解决上述四个就医行为问题。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接下来在远程医疗产业迈出的几步路,或将为非比寻常的创新奠定基础,而中国已经在这种类型的创新上有所作为——在现有成熟模式都无法发挥效力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地开创出全新的事物。如果是这样,那么美国的远程医疗技术和服务供应商最好是从现在就开始“侦察”中国的医疗经济,以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为抓住市场机遇打下基础,这样的市场机遇能够轻而易举地远远超越美国或欧盟的潜在远程医疗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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