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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科学需要跨文化跨地域交流!

只要一项活动,就可为你的科学方法带来新生、提供做研究的宝贵资源并为国际关系做出积极贡献吗?科学家通常会说,他们可以从国际合作中获得所有这些回报。

然而,这些回报却需要对文化的适应。尽管各处的科研人员都拥有对科学的热爱,但不同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工作风格,在全球各地穿梭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对于这些风格的描述就像国际体育赛事上的解说员:德国精准、美国自信、日本谨慎。国际经验丰富的科研人员表示,要想克服专业规范、期望值和方法上的差异实属不易,但绝大多数都建议在海外工作并接待国际同事。接下来,6名科研人员会对国际合作的优势进行讨论,并为建立有效的跨文化关系提供建议。

“走出去”的三大理由

“在另一个国家生活并学习解决科学问题的其他方法,这些经历会开拓你的研究思路。”计算生物学家Nick Luscombe发现,从英国搬到美国对博士后来说“大开眼界”。美国的工作文化是“更快、更爱现、更有野心”,他说,“人们认为他们做的所有工作都是潜在的《科学》或《自然》文章”。这种经验提升了他的自信,也增强了他对时间的重视,利用时间认真思考问题。现在,Luscombe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利用自己的跨文化经验带领课题组工作,他也将在这里加入新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以及冲绳科学技术学院(OIST)。

“现在,你必须发表复杂的研究。”俄罗斯科学院Winogradsky微生物研究所湿地微生物学实验室负责人Svetlana Dedysh表示。Dedysh将自己职业上的成功大部分归功于国际交流,并表示,“我的领域需要合作”。除了微生物生态学之外,需要全球共享样本、数据和方法的领域也包括气候科学、地球物理学以及卫生和科学政策。Dedysh作为访问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前往密歇根州立大学,又于21世纪来到德国马尔堡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感受到德国实验室对细节的注重以及善于分析的氛围。就像Luscombe一样,她发现美国人的态度是“拥有闪闪发光的热情,充满自信地认为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的”。她现在会同时采用这两种方式,例如用这种热情来激发学生,但是她对这种美国式风格有所保留,因为她表示这种方式消耗太多能量。然而,她强烈建议要进行国际性的合作,这让她的组员看到了他们的工作如何对更广泛的科学社会产生贡献。

“科学是人类的事业,超越了诸多的差异。”华盛顿大学生物统计系对外项目经理、波多黎各科学发展组织Ciencia Puerto Rico副会长Mónica Feliú-Mójer表示。跨文化合作将背景迥异的人团结起来,传递科学研究的积极信息,Feliú-Mójer表示,包括为什么公众应该支持科学。她鼓励她的科研同行与西班牙裔科研人员建立联系,在日益增长的群体中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她表示,“科学合作可以让我们与想建立经济政治关系的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建立桥梁。”Feliú-Mójer在高校毕业后从波多黎各搬到了波士顿,亲身经历了职业上的文化适应。除了语言和天气外,她还要适应美国研究的尺度。“我在MIT工作的实验室的大小,抵得上我在波多黎各的大学的整个院系。”她建议,合作者若是来自科学基础设施和支持有限的国家,那么科研人员应该留心那里的官僚主义以及同事需要等待的时间,在那里隔夜送达是奢侈品而非标准惯例。

一份成功的全球合作关系承认并鼓励文化上的差异,而且期待出现需要磨合的地方。常见的模型显示,人们在遇到新文化时会有高潮和低谷,在蜜月期所有的差异都是刺激的,然后就会进入文化冲击的时期,并且要在掌握新的文化之前进行适应(Black等,《管理学会评论》16,291(1991);bit.ly/1t9TRhw)。Luscombe、Dedysh、Feliú-Mójer及其他科学家将在下文讨论,快速带领跨国团队进入安稳期的策略。

沟通的“大碉堡”

“辞不达意的沟通很容易让人产生挫败感。”Luscombe表示,“人们即便知道问题出在语言上,也会觉得遭遇了人身攻击。”英语是科学的通用语言,但世界人口中只有7%以英语为母语。母语不是英语的人通常感觉在新语言的环境下工作会磨平他们的个性,扼杀他们的幽默感。他们无法通过闲聊来建立感情。访问科学家的英语经验主要来自于研究论文和其他书面文件,他们表示困难在于对话。2002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爱杰(音译)在一次澳大利亚的职业发展之旅中就遇到了这样的障碍。“澳大利亚人口音很重。”她表示,“因此第一个月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我必须要非常专注,甚至是去理解讲座和研讨会。”参加国际会议并邀请来自其他国家的合作者可以很好地锻炼你的沟通技能,她建议,而且往往,“交换科学思想并不是件难事”。

跨文化和跨语言的沟通在同一个房间中相对简单,在瑞士、丹麦、美国和印度均有分部的生物技术公司Evolva首席执行官Neil Goldsmith表示。Evolva是由一个英国人、一个丹麦人和一个葡萄牙人建立起来的,他说,“因此我们自创始之初就是跨文化的”。对一个公司或研究组来说,全球导向拥有明显的优势,Goldsmith表示,“拥有多国生活经历的人对新事物具备开放态度。公司虽小却有高水平的外部互动——高水平的表面积/体积比——让我们能够向其他组学习,避免单一的内部交流。”尽管科技让你可以在办公室就联通全球,但面对面的会议可以建立更高效的社交网络以及更坚固的人际关系,Goldsmith总结道,“信任要求面对面”。

融会贯通:做一个好接待

Luscombe的小组是Evolva的学术版,伦敦和冲绳两地相隔1万公里。Luscombe是这一组合最理想的领袖。他在日本长大,从小念的是英语学校,但也学习日语课程。正如他父母期待的一样,他幼年时的这项额外功课如今让他受益匪浅。他和姐姐一起到英国寄宿学校念书,因为父母想让他们对两种文化都有所适应。

伦敦和冲绳的小组成员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的科研人员,Luscombe表示在恰当的情况下,这种小组能够产生自己的工作文化。Luscombe致力于小组的扁平化管理和分布均匀的互动,因此他试着在伦敦的大组里,控制同时来自一个国家的人数,以确保组内不要产生小团体。也正是这个原因,一些跨国实验室有只准讲英语的政策,因此除了合作者,可以用其他语种交流的人不会使用他们的共同语言。

Luscombe在冲绳的团队较小,因此不会有国籍过多的问题。然而,团队需要时间建立共同的文化,适应不同的工作风格。Luscombe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头脑风暴中,当日本科学家还在三思而后行时,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可能早就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不管是文化差异还是个人差异,“这需要时间来适应,建立信任和工作关系”,Luscombe表示。不在日本时,他就与冲绳小组进行英、日语结合的视频会议,保持高效的研究环境。OIST团队也利用海洋生物研究发育途径的独特项目聚集到了一起,Luscombe表示,“现在——我不确定(我的团队会)喜欢这种比喻——这就像是艘海盗船。这些拥有不同海外背景的人离开自己的祖国,在小岛上加入了这段科学探索的征程。”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微生物生态学中心也有一个独特的全球工作文化,这都归功于中心主任Jim Tiedje,他接待了超过100名国际学生、博士后和访问科学家。“我觉得这不会有任何坏处。”Tiedje这样理解对客座研究人员的接待,“但最好有明确的目标。”找到在比较实际的期限内可以完成的互利共赢的项目,他说。明确目标,如果可能的话,安排多次访问。王爱杰就在2006年访问了Tiedje的实验室,她也认为,在合作关系开始之初就进行直截了当的讨论,避免之后产生意外。她举例讲道,国际合作让她了解到提前讨论出版物相关事宜的重要性。她说,“在中国,我们会为了尊重帮助我们的人,让他们作为共同作者。”与非中国籍的同事合作让她了解到,要在项目之初就表达对于作者的明确要求。

为了找到合适的国际合作者,有经验的科学家建议,应该寻找对于你的领域也拥有热情、理念新颖的人,排除只想着旅游的人。如果可能的话,听从Goldsmith对于面对面交流和亲自见面的原则,例如以会议为契机。至少要进行网络视频对话,以测试实时的沟通互动。

在与其他国家科研人员交流时,要注意潜在的文化差异,Tiedje表示,但不要太担心。“科学家现在有标准的国际文化。”他说。Dedysh的第一次国际研究经验就是在Tiedje的实验室里,她也同意,“全球的科学家对研究的兴趣都是相同的。这帮助我们之间互相认可。”

在接待国际科研人员时,寻找思想开放的来访者,因为他们能理解自己及其家人的日常生活将会改变,如在购物等简单的活动中遭遇困难,并且会遇到不寻常的新习俗。Tiedje和Luscombe都强调了满足来访者基本需求的重要性。“解决好来访者的住宿和日常生活,让他们不必分神或担忧。”Tiedje表示。为新成员安排一个实验室的联络人,回答他关于科学和日常生活的相关问题。Luscombe补充道,对于家庭成员的社会支持至关重要,“如果家人不开心,科研人员就不会开心”。回想起在美国适应的阶段,Luscombe感同身受:“我想要所有人在新的国度都感到舒心。”“我知道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们都会觉得不得其所,我也在试着了解这是否反映在他们的工作中。需要时间安顿下来。”积极的参与帮助来访者感到自在。在Tiedje年度的假日晚餐上,新的实验室成员(包括非美国成员)都浸入式地体验了一把制作火鸡的过程。

融会贯通:做一个好访客

与不同背景合作者共事的科研人员可能会比较紧张,生怕在文化上失礼或者在不经意间言语冒犯。不要为此浪费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巨大机会,Feliú-Mójer表示。如果你不确定在文化上怎样是比较恰当的,她说,“直接问。”尤其是善于接纳的主人,你真诚的好奇心会激发互相受益的有趣对话。例如,Feliú-Mójer了解到,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使用西班牙裔(Hispanic)、拉丁美洲人(Latino)和拉丁美洲女性(Latina)等词汇。她是美国市民,但首先被确定为波多黎各人,然后是Latina,意味着她来自于拉丁美洲。她并不介意人们称她为西班牙裔,这就意味着她说西班牙语,但是她也知道,有些人会为这个词汇赋予不同的意义。如果太过复杂,Feliú-Mójer表示,那就放轻松,学着主人的样子,享受新的习俗。如果你的拉美同事以亲吻表示问候,也不要惊讶。

Dedysh从她的国际访问中为访问科学家总结出两条建议。她表示,首先是要考虑你对合作的贡献,即便你来自于资源有限的实验室。然后,她说,“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对小组做出贡献,但不一定是要以专家的身份。事实上,Dedysh建议要谦逊,即便是资深科学家与学生一起工作。“不要批评实验室。”她说,“不要表现得好像你是老板。这从来都有害无益。”反而,提供帮助、收拾烂摊子、做实验室的好公民,如果有需要就分享你的专业技能,你会收获到帮助你走向成功的同事和朋友。

为了缓和不可避免的辞不达意,需要认可并欣赏他人做出的额外贡献。带着积极的态度加入进来。在积极的跨语言和跨国合作中,Goldsmith赞同联想电脑公司CEO杨元庆的信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假设其意图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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